三、官商特殊关系造成的后果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官僚和商人虽然在剥削人民方面存在着分割利益的矛盾，但他们之间往往互相依赖和利用，甚至互相渗透和合流，一身而兼任官僚和商人两种职能。这种官商之间的特殊关系，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如下一些严重的后果。
    第一，商业变成封建经济的附庸。
    由于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软弱性，他们在政治上投靠封建国家官府以及藩镇等地方割据势力，买官捐爵，力图挤进封建统治阶级；在经济上他们又把商业经营所得的利润，投入土地和举放高利贷，进行封建性的地租和债利剥削，使商人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如清乾隆五十年，河南连年饥荒，山西等处商人就“闻风赴豫，举放利债，藉此准折地亩。”[35]商人由此兼为封建地主。又如清代后期新安程、汪二姓，“以贾起家，积财巨万”后，把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以重利权子母，持筹握算，锱铢必较”[36]，盘剥封建统治下的贫苦人民。
    另一方面，封建官府视商人为隶属之民，随便加以差遣：他们或者让商人进入官府，给以官职，令商人为封建统治者出谋划策；或者把权力给予某些商人，使他们成为官府的专卖商，而向官府交纳所得利润的大部。如明代获得盐专卖特权的商人要向官府“纳米”、“纳马”、“纳铁”、“纳布”等。[37]官府又对专卖商实行严密的监督，销售的范围和数量都有严格限制。这种官府给予专卖商以经营特权的制度，虽然在名义上是“官商分利”，但实际上商人总是处于从属的地位，任凭封建官府的摆布，完全服务于封建政府。
    更有甚者，封建王室和贵族官僚所需的生活、奢侈用品，有时也要富商大贾为其采购办理。《大明会典》卷37《时估》载有这样的规定：“令各处买卖诸色物料，听差殷实大户赍价于出产地方收买供用。”这就是所谓“召商置买”。[38]在封建官府的严密控制下，商人不但要接受监督，执行命令，交纳大量实物和现金，而且还要为官府伆置买”各种物品，供封建统治者享用。这样，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业资本，实际上是封建官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受制于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很少有独立发展的余地。
    第二，官僚、商人联合在一起，贪婪地剥削人民，加深广大人民的贫困化。
    西汉时实行盐铁官营后，官府亦官亦商，他们摊派劣质产品，强迫百姓购买，具有公开的掠夺性；实行“均输”后，“吏恣留难”，要求“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于是“农民重苦，女工再税”；实行“平准”后，“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使物价“腾跃”[39]。官商因此获得厚利而百姓愈困。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汉书·食货志》记下了这样的民谣：“烹弘羊，天乃雨。”可见百姓对官商的痛恨。王莽以官府控制商业，所用人员都是富商大贾，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甚至“私赋敛”制造假账，以致“货赂上流，狱讼不决”，“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40]官商勾结，贪污盗窃，盘剥人民，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唐代对盐、茶、酒等获利大的商品，实行官商结合的“榷”卖制度。其中盐的销售办法是：“国家榷盐，粜与商人；商人纳榷，粜与百姓。”这样官府与商人共同垄断盐的买卖，使盐价不断上涨，由每斗十文涨至三百七十文。“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41]官府与商人互相勾结和利用，聚敛搜刮，谋求暴利，吸吮广大人民的膏血。这种联手的敲诈勒索，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的机体，“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42]，造成社会发展的困顿和停滞。
    第三，官家专卖各类营利大的商品，实行“禁榷”制度后，管理无能，效率低，助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变成扰民苛政。
    西汉实行盐铁官营，管制极严。官营企业只知奉行上级命令，长官意志，墨守成规，贪污浪费现象严重；工匠消极怠工，粗制滥造；所制造出的质劣价高的产品还要强制人民购买，因此百姓怨声载道。《盐铁论·水旱》指出：“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不能用于生产，“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且“吏数不在，器难得”，农民往往“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同时，官方征发人民服劳役，“运盐铁，烦费，百姓病苦之。”[43]可见官家垄断某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困扰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当时一些人已经看出官方“禁榷”盐铁的害处，如徐偃就曾“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他的用意是：“欲及春耕种，赡民器也。”平当也曾“言渤海盐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44]他们主张让这些商品由地方和民间根据需要去生产和经营。可是封建专制政府置若罔闻。到王莽执政时期，实行“五均六筦”，把主要商品的经营权统统由官方垄断起来。于是，贪官和奸商乘机谋取暴利。史称“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以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45]社会经济陷入极度混乱。
    综上论述可知，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官商关系，除了互相矛盾的一面，官府有时采取抑商的措施外，还有其同一的一面，即官僚与商人经常互相依靠和利用，甚至二者合流和兼任。由于官商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弊病。恩格斯指出：“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商人资本的发展，“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46]然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人，他们或者受到封建官府的打击、剥夺而倾家荡产，如西汉武帝时实行“算缗”、“告缗”，对商人实行全国性的大抄家，结果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47]；或者他们被封建官府所利用而为封建制度服务，或者他们本身就是封建统治者的成员。因此，他们不可能成为也没有成为“革命的要素”，或者说旧生产方式向新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封建社会因其特有的官商关系而走着它漫长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