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根”意识的强化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美国其他所有的族裔团体不同，“奇卡诺人”从未将自己视作是一个“移植”民族。他们认为他们在北美最早的墨西哥印第安祖先的历史早于西班牙北美殖民历史。作为“阿兹特兰”的臣民，“奇卡诺人”声称他们属于“阿兹特克”文明，是太阳神的第五个儿子的后裔。美国现今的西南地区，即从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到得克萨斯州为他们的祖先曾生活了几世纪的领土。自1951年西班牙将墨西哥的这块领土变为其殖民地到1821年墨西哥获得独立的300年间，墨西哥人一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1846-1848年美墨战争标志着墨西哥裔美国人作为美国的一个新少数群体的开始，而战后所签订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将墨西哥西北地区割让给美国，正式成为美国的西南地区。这一历史事实为“奇卡诺人”坚持美国西南地区自古为墨西哥领土提供了坚实可信的证据，而奇卡诺活动家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告诉生活在当今美国的墨西哥人，他们的祖先是西南地区的真正主人，总有一天西南地区将回归墨西哥。这样的历史回顾和对墨西哥民族文明源头的追溯使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人特别是年轻的墨西哥人触动很大。一位墨西哥裔学生说：“当一位身材高挑、非常漂亮的四年级老师对我们说：‘同学们，请拿出加利福尼亚历史书。’我感到非常兴奋和快乐。作为该班的唯一一位拥有西班牙血统的棕色人种学生，我常常感到丢脸。但加州历史的学习使我为我的西班牙祖先对人类的贡献而骄傲。是他们把加州的印第安人教化为天主教徒，教会了他们西班牙语、耕作技艺和手工艺……”（注：吉恩·莫莱斯基－伯兹：《重建个人与文化认同》（Jean Molesky-Poz,Reconstructing Pers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载《美国季刊》，1993年12月刊。）年轻学生对自己的祖先文明的骄傲使他们的“根”意识更加强烈，而不平等条约和土地的失去更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继承祖业，夺回被割让的土地，做西南地区名副其实的主人，成为他们的梦想。
    第四，“奇卡诺运动”唤醒了墨西哥女性反对性别歧视、追求性别平等的意识。在墨西哥的传统文化中，女性在社会中是无地位可言的。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是一个墨西哥妇女一生的全部生活内容。女人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中，她们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她们只是作为男人的附属生存着。墨西哥妇女的这种生活模式无论是在墨西哥国内还是在美国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打破男人一统天下的格局，妇女争取性别平等、反对性别歧视的观念也触发了墨西哥女性对她们所承受的三重压迫--种族压迫、性别压迫、阶级压迫--的反抗意识和追求权利、平等的愿望，但这一反抗和愿望在“奇卡诺运动”初期并未得到支持和鼓励。在“奇卡诺运动”中，女学生的职责只是协助男同学的工作，或煮煮咖啡，或承担清洁工作，或听从男同学的调派，不能担当领导工作。如果一个女性获得了一个领导职务并还有一个男助手，那么这个女性便常常被人辱骂为“女同性恋者”，而那个男助手则被嘲笑没本事。墨西哥知识女性在“奇卡诺运动”的冲击下开始清醒。她们深深地意识到女性的真正解放不能等待别人的施舍，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获得。这些觉醒的知识女性启用了"Chicana"（奇卡那）一词来对应"Chicano"，代表觉醒的墨西哥女性。此后，争取墨西哥女性权利运动也在全美如火如荼地展开。“奇卡那”一词和“奇卡诺”一词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成为热点话题。如今，奇卡那文学、诗歌以其独特的女性细腻的文笔、犀利的笔锋、不落巢臼的视域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尊敬，成为美国文学的“新边疆”，（注：参见玛丽亚·埃雷拉－索贝克、玛丽亚·海伦娜·维拉蒙特编：《奇卡那的创造力和评论力》（Maria Herrera-Sobek,& Helena Maria.Viramontes,ed.,Chicana Creativity and Criticism），新墨西哥，1996年。）并为在美国的墨西哥女性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的热爱起了导航和护航的作用。
    第五，“奇卡诺运动”不仅激起美籍墨西哥人对母国的“根情结”，也激起了美国学术界对奇卡诺文化、历史、文学等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奇卡诺文学的发展，这个与西班牙人在新世界登陆的历史一样古老的文学，正是在“奇卡诺运动”的推动下才成为美国文学领域中的一支奇葩，成为“奇卡诺人”在现代美国社会中的地位逐年上升的艺术表现形式。（注：参见费朗西斯科·A·洛梅利、卡尔·B·雪利编：《文学传记手册》（Francisco A.Lomeli & Carl R.Shirley ed.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第122卷，底特律，1992年，第ix页。）在奇卡诺文学的带动下，自20世纪70年代后，对奇卡诺研究的机构在各大学内建立，并主要以西南地区的大学为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80年创建的“奇卡诺研究中心”（CSRC）在全美最早开展奇卡诺研究，也是《AZTLAN》杂志的主办者。它是美国奇卡诺研究领域跨度最大的中心之一。该中心在1980年从政府“第二阶段教育改进基金会”中得到资助，用以购置奇卡诺研究所需的教学及研究资料。该研究中心对美墨关系、奇卡诺妇女史和奇卡诺政治研究论题投资最多。（注：参见L·H·甘、彼特·J·杜伊格南：《美国的西裔人》（（L.H.Gann,&Peter J.Duignan,The Hispanics in the United States），加利福尼亚，1986年，第189页。）这样的研究势态一方面展示了奇卡诺研究的价值性，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奇卡诺人”的认同进程。墨西哥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夹缝和社会边缘地带保守着对母国的认同。尽管这份认同饱含着不尽的辛酸和无奈，但它给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墨西哥游子带来了“精神家园”。这样的“精神家园”是每一个社会人的最终归属，墨西哥人也不例外。
    第六，“奇卡诺运动”的真正收获在于墨西哥裔美国人终于找到了自我：既不是墨西哥人，也不是西班牙人；一个既说不好英语，也说不好西班牙语的那个“我”；一个融合了西班牙－墨西哥－印第安人血统但又融合了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文化的那个“他”。这样的“自我”发现所能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任何一种文化，当它与其他文化交汇时都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但改变的方向和改变的程度常常受制于社会环境和人为因素。当接受国的主流社会对异文化持宽容态度时，异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汇时的改变方向和改变程度是在“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中进行，即：异文化调整其不适应接受国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那一部分文化属性，同时接受国的主流文化也不断调整和丢弃其落后的那一部分文化属性，让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异文化补充进来。但当接受国主流社会对异文化持歧视和排斥态度时，异文化将被迫或被强制性地单向性地同化于接受国的主流文化。这种强制性的单向性文化同化在美国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曾经“成功”实现，但这种人为压制下的文化同化模式违背了文化互补和自然进化的属性。因此，这种同化模式的生命周期注定是短暂的，它被双向性文化同化模式的取代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墨西哥移民的“我”与“他”的融合正是这种双向同化模式的一个具体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