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清代乾隆朝重臣傅恒崛起的原因，傅恒一生的政绩，他与乾隆皇帝的关系及其对乾隆朝由盛转衰的影响等诸方面，进行了较充分的探析。作者认为，傅恒一生的作为，对清代国家一统大业的最终完成、乾隆盛世的形成，均功不可没；但同时他又对清朝由盛转衰局面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傅恒年未而立即位登首辅，二十余年中，出将入相，活跃在乾隆朝政治和军事舞台，在推动乾隆盛世形成的过程中，贡献甚钜，乾隆帝对其评价之高，恩宠之异，罕有人及。研究如此显赫的一代辅臣，对于全面认识乾隆盛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傅恒的崛起
    傅恒，姓富察氏，字春和，满洲镶黄旗人，因生封忠勇公，死谥文忠。官私书又称“忠勇公”或“文忠公”。乾隆五年（1740），傅恒任蓝翎侍卫，开始步入仕途，先后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乾隆十三年，出任首辅，乾隆三十五年七月病逝。其间，除奉命经略金川、奔赴准噶尔前线及往征缅甸外，傅恒一直“日侍”乾隆皇帝左右，协助乾隆皇帝处理军国政事。
    傅恒生年不详。乾隆皇帝曾云：“傅恒在纶扉二十三年……，顾年未五旬，鞠躬尽瘁，丧我贤臣”，（注：《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五十八，《怀旧诗·五阁臣·故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据此推断，他初任首辅时只有二十六七岁。相对和平的历史时期，如此年轻的首辅，史不多见。其中的原因应该从乾隆初年的用人格局入手。
    乾隆帝即位之初雄心勃勃，渴望成就唐尧虞舜般的伟业，并以夔皋稷契期于在廷诸臣。但他没有“足以慰侧席之求”（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乾隆五年十一月乙酉。）的亲信之臣，一切政令决策的实施都得倚靠雍正旧臣。尽管初政还算顺利，乾隆还是感觉到这批旧臣与自己统治需要之间的差距：首先，他们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日趋保守而缺乏进取心，有些人苟且偷安，遇事敷衍塞责；还有些人甚至肆行不法，劣迹累累。其次，也是最让乾隆无法容忍的是群臣聚结朋党。满汉领班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各立门户，明争暗斗，严重影响了乾隆初政。
    面对上述情况，乾隆皇帝甚为愤懑。为此他不得不在尽心驾驭雍正旧臣的同时，着意培植和提拔新人，特别是要“栽培成就得一二社稷之臣”（注：《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1017。）。其所言：“当大学士鄂尔泰在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癸亥。）
    傅恒之前，乾隆皇帝曾起用和宠信过年轻勤敏、颇体“圣意”的讷亲。然而，乾隆十三年经略金川，讷亲的政治生涯甚至整个生命都走到了尽头。有人说讷亲是金川败绩的替罪羊，但考察当时的情况可以发现，置讷亲于死地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乾隆皇帝看来，作为亲信大臣的讷亲辜负了自己的期望，非但未能将战事如实禀报，甚至竟敢对自己欺瞒军国大事，于是，他失望至极，感慨之后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讷亲，并用傅恒取而代之，成为乾隆朝首席军机大臣。当然，傅恒的崛起，除了上述大的政治背景外，还有其他因素。在家庭观念浓厚的封建社会，傅恒显赫的家世尤其不容忽视。
    傅恒属沙济地方富察氏，其先祖旺吉努在努尔哈赤起兵时，便率族人归附；曾祖哈什屯在太宗与世祖两朝位列议政大臣，跻入当时清朝最高决策中枢；祖父米思翰受知于康熙皇帝（注：《八旗满洲氏旗通谱》卷二十五；《国朝先政事略》卷一，《米敏果公事略》。），并被擢为户部尚书，列议政大臣，他坚定支持康熙皇帝议主撤藩，对康熙朝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平定三藩之乱都起了积极作用，圣祖时加赞誉。
    傅恒的伯父马斯喀、马齐和马武都是康雍两朝非常显赫的人物。马斯喀先后出任过内务府总管、领侍卫内大臣等重要职务，并曾任平北大将军和昭武将军率军征讨噶尔丹；马武，被雍正称为“圣眷最渥之人”；马齐，“历相三朝，年逾大耋，抒忠宣力，端谨老成，领袖班联，名望夙重，举朝未有若此之久者”，（注：《满洲名臣传》卷十八，《马斯喀列传弟马武附》；卷二十六，《马齐列传》。）更是康熙中后期、雍正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时人记载：“明（明珠）、索（索额图）既败后，公（马齐）同其弟太尉公武（马武），权重一时，时谚云‘二马吃尽天下草’。”（注：《啸亭杂录》卷九，《马太傅》。）
    雍正五年，傅恒之姊被钦定为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弘历即位，她成为乾隆皇帝的元后--即历史上著名的孝贤皇后，无论正史稗史都把这位孝贤皇后描绘成一个完美的贤妻形象。她与乾隆皇帝之间深挚的感情，对富察氏家族特别是对傅恒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超越了亲情而渗透到政治领域。傅恒“以后故，恩礼尤侈”（注：《清列朝后妃传稿》。）；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朕之加恩于傅谦兄弟者，乃因皇后加恩……即大学士公傅恒之加恩，亦由于皇后。”（注：《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1516。）
    显赫的家世固然重要，但傅恒占据高位二十余年之久的关键，则在于他出色的能力，对此，著名诗人袁枚就有“恩虽外戚才原大”（注：《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五，《傅文忠公挽词》。）之语。
    傅恒的才能在满洲贵族中十分突出。首先，他精通满文，曾先后主编《同文韵统》、《御制增订清文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御批通鉴辑览明记》等书；他与允禄一道奉敕编撰的《西域同文志》，是研究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地理、历史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的工具书；他还奉命与满汉儒臣重定满文十二字头，为汉人学习满文时正确发音提供了方便；此外他还奉敕主持创制了三十二体满文篆字，并以新创字体亲自缮写《御制盛京赋》。傅恒汉文虽不如满文，但才分之高，连著名史学家、诗人赵翼都不得不心服口服。（注：《檐曝杂记》卷二，《傅文忠公爱才》。）
    其次，傅恒具有极强的实际办事能力。大到军事决策、政令的制定和施行，小到乾隆皇帝出巡的路线、日程安排、朝中各种典礼仪式的拟定，他每天要经办大量事务。傅恒“政务练达”，凡所经办，“大小事务，均得妥协就绪”；处理政务，常常与乾隆皇帝之意不谋而合，如他奔赴前线过程中的诸多奏报，乾隆皇帝常批：“此见又与朕意相合，深可嘉焉”；傅恒虑事周到，有时甚至能想到乾隆皇帝的前面，对此乾隆皇帝更是赞叹不已：“傅恒所奏料敌情形一折，筹画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实乃超出等伦。经略大学士随朕办事数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练达，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朕心甚为嘉悦。”对他相形度势提出的处理意见，挑剔的乾隆帝常常以赞赏的口吻批谕：“诸凡妥协详明，有何可谕，一如卿议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二，乾隆十三年四月丁已；卷三二九，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癸酉；卷三三0，乾隆十三年十二月甲午；卷三二八，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戊午。）
    傅恒如此才干，使其他大臣相形见绌，他奉命出差时，乾隆皇帝便如失左右手。乾隆十三年，傅恒奔赴金川前线不久，乾隆皇帝便抱怨说：“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今日召见军机大臣等，面降谕旨，伊等从清晨直办至未末，方行进呈，而词旨又殊多未当，复烦朕大加改削，直至申正始毕。经略大学士途次逐日驱驰，尚能办如许事件，又皆精详妥协，则经略大学士实劳瘁矣，而朕此间之佐理需人，实不可不念。”（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癸亥；卷三二九，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庚辰。）
    傅恒的起用，使乾隆帝逐步摆脱了初政时为大批雍正旧臣包围的尴尬局面。傅恒资轻望浅，易于驾驭；所受特殊眷遇，使他对皇帝感恩戴德；又由于他为乾隆亲自培养和教导（注：查傅恒父李荣保，卒年不详，乾隆二年册立皇后，追封一等公，其时李荣保已不在世。时傅恒只有十四五岁，尚未成年，贵为皇后的姐姐便承担起抚养教育幼弟之责，乾隆所云，傅恒为孝贤皇后“教导成就”，可为明证。而乾隆与孝贤感情之深，关系之密，使其极有可能早在傅恒入仕前就已开始对他进行培养。），思想和行为方式都与乾隆有许多共通之处，因而更能理解、体察并切实贯彻皇帝的意旨，更重要的是，傅恒年轻气盛，精力充沛，极富进取心，其勇于任事的态度和明敏干练的风格，一改乾隆帝即位以来官场中的保守和因循之气，为吏治政风注入了一股生机和活力。当然，傅恒能否在乾隆朝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及作用的大小，还取决于他能否恰当地处理与乾隆帝之间的关系，他的前任讷亲前鉴不远，因而这一问题也便成为傅恒出任首辅后首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