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傅恒对乾隆朝由盛转衰的影响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傅恒在乾隆朝的作用也是如此，在看到他对乾隆盛世的形成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他对乾隆朝由盛转衰的消极影响。
    首先，傅恒“恩怨分明，有诋之者，务为排挤”（注：《啸亭杂录》卷八，《傅文忠之谦》；卷九，《汪参军》。），在举荐或参劾官吏时，不免掺杂着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有碍选人用人的客观与公正。而傅恒之宽厚，在选拔名将良臣的同时，也难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使一些才德不济之人混进官僚队伍中。对此，傅恒在世时，有人就极言其弊，曰：“为台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劳以济国事，惟知含垢纳污，以博一时虚誉，吾恐日后必有狗庇之夫假公誉以济私者，玩愒之风由此日甚，先朝綦严之法，必因之隳坏矣。”乾隆后期，首辅和珅揽权纳贿，肆行不法，吏治政风因之日趋腐败颓废，人们更认定傅恒对此有不可推卸之责：“后和相秉政，果以丛脞为风，以滥为解事，风俗因之日偷，实自傅文忠有以启也。”（注：《啸亭杂录》卷八，《傅文忠之谦》；卷九，《汪参军》。）
    其次，傅恒奢华的生活作风对乾隆朝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不容低估。据载，傅恒“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其所居府第，“某处设反坫，某处设螭头，阀阅皆王邸制度”，（注：《啸亭杂录》卷八，《傅文忠之谦》；卷七，《孙文定公》。）其中的园林之美，连久督江南，屡观胜景的尹继善亦叹为“蓬岛境”、“人间别有天”。（注：《尹文端公诗集》卷五，《过忠勇公第即事》。）而府中所藏宝玩，价亦颇昂，据当时来朝贡的朝鲜使者记载，傅恒死后，其子福隆安出卖家中宝玩，“价值银八十万两”；（注：李德懋：《人燕记》，乾隆四十三年条。）当时自鸣钟、时辰表等尚属稀罕贵重之物，而“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仆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注：《檐曝杂记》卷二，《钟表》。）其中有形制工巧者，“四围皆付玻璃，杂施水晶宝石及叵罗，眩耀夺目，下藏羊肠铁以引机轮，上有钟傍，有六小钟横串悬之，引绳而问之击钟不差其数，盖自鸣而兼问时，巧而又巧”，（注：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七，《张石存》。）价值甚昂。
    如果作为乾隆朝普通一员，如此奢华尚不能容忍，但傅恒以首辅之尊，其一言一行就更大地影响着当时乃至其身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吏治民风。仅以傅恒对服饰沿革的影响而论，汲修主人曾云：“（初）燕居无著行衣者，自傅文忠征金川归，喜其便捷，名‘得胜褂’，今（嘉庆年间）无论男女燕服皆著之矣。”（注：《啸亭续录》卷三，《服饰沿革》。）乾隆朝后期，社会风气腐化奢縻，始作俑者无疑是乾隆皇帝本人，他统治期间，大兴土木，盛办庆典，六次南巡，均极尽豪奢之能事，而上行下效，傅恒作为乾隆皇帝最亲信之臣，其推波助澜作用同样不可小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的乾隆皇帝时代，傅恒应时而起，以其明敏干练的行政方式和谦逊谨慎的为政风格，赢得了当时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的高度信任，进而在乾隆朝用人行政和国家统一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协助乾隆皇帝共同铸就了乾隆盛世。当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傅恒的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因其位尊权重，渗透和影响到乾隆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成为导致大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