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傅恒与乾隆朝一统大业
    乾隆朝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是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这一伟业是通过多次战争实现的。在乾隆皇帝自诩的十全武功中，发生在傅恒为首辅期间的就有五次，即初定金川、两平准噶尔、一定回部及征缅之役。傅恒曾先后经略金川、奔赴平准前线、往征缅甸，在乾隆朝国家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平准和平回之役，最终解决了清朝西北的重要边患，是乾隆朝国家统一战争中最辉煌的战役，被乾隆帝冠以十全武功之首。但此役之初，由于受雍正朝西师之役败绩的影响，满朝文武多“狃于辛亥兵败之事，不愿劳师动众”（注：《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在平叛过程中，稍遇挫折，他们便认为平准“究不可办，且以此为固当然”（注：《清高宗实录》卷五0二。）。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傅恒挺身而出，力排众议，独自“奏请办理”此役（注：《清高宗实录》卷四七四，乾隆十九年十月戊午。），获准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军务办理的工作中。他带领军机处官员，“日夜随侍，候报抄录”，积极协助乾隆皇帝于后方运筹帷幄、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及调兵拨饷，保证必要的军需等，对此，乾隆曾说：“至同朕办理军务者，惟大学士公傅恒与朕一心，日夜不懈。”（注：《乾隆朝上谕档》第三册，1149。）
    傅恒的坚定支持，使乾隆深受鼓舞，他称傅恒“朕之张华、裴度也”（注：《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西师之役结束后，绘功臣像于紫光阁，傅恒虽未赴前线，但乾隆坚持将其冠首，所看重的也是这一点；傅恒故去多年后，乾隆对此仍念念不忘：“西师两用兵，同心却众论。坐谋无不协，用蒇建大功。”（注：《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五十八，《怀旧诗二十三首》。）
    与平准和平回之役相比，对第一次金川之役与征缅之役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就战争性质而言，有人以金川各土司政权并没有公开打出分裂的旗帜，金川之役不过是为了解决土司争端而将其排除在国家统一战争之外；以清军曾两次深入缅甸境内，遂将征缅之役定为侵略战争。就战争结果而言，有人认为，第一次金川之役“系天朝饰非文过之举，不足言功”；而征缅之役前后进行四次，更是乾隆朝军事活动中的败笔，“由于缅甸之役的彻底失败，使清高宗在光辉灿烂的一生事业里染上了一点瑕疵”（注：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128、134页。）。作为这两次战役的前线指挥，傅恒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乾隆朝国家统一战争的贡献也因此大打折扣。
    然而，评价一次战争是否为国家统一战争，应该从更长远更深刻的角度来考察。征讨公开打出独立旗号、与中央政权正面对抗的地方政权，无疑是国家统一战争。但有些地方政权，如金川地区的土司，虽未公开打出分裂的旗帜，但在各自的辖区内，享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各土司之间长年争战不息，严重危害了地方安宁；有些土司甚至劫掠川藏之间的商旅，威胁到中央与西藏联系的重要通道。其中大金川土司更是雄霸一方，恃强凌弱，对清政府地方官员多次调解与劝说置若罔闻，甚至发展到以武力对抗清军的地步，“弗剿灭之，则四川将不能安枕”（注：《平定金川告成太庙碑文》，现藏于北京孔庙内。），由此可见，金川之役实为保持地方稳定、维护国家统一的战役。至于征缅之役，固因清军长驱直入缅甸境内，有其不义的一面，但战争的起因，主要是“由于缅甸频年滋扰云南边境”（注：《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284页。），清政府为巩固国防，保卫边疆，不得不兴师征讨； 而战争的结果，尽管清军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最后胜利，但缅甸遭清军两度深入，从此不敢轻易犯境，云南边境得以保持长时期的安宁与稳定，也表明征缅之役在某种程度上对巩固中国西南边境的积极意义。
    至于上述两次战役不如人意的结果，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双方军事，乃至地理、气候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同样不能完全归罪于主帅傅恒，更何况，作为前线的主帅，傅恒还不得不时时受到远在京师的乾隆皇帝的遥控。
    明确了上述几点，再来看傅恒在这两次战役中的表现，才能全面客观地评价傅恒。
    首先，在亲赴战争前线的过程中，傅恒体现了一种勇于任事、不辞劳苦的精神。每次奉命出征，他都奋力趱行，毫无迟疑瞻顾，“途次冲冒风寒，晨夕驰驱，兼办一切咨询机务，晷刻鲜暇，常至彻夜无眠”（注：《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1102。）。他不避艰险，坚持与士卒同甘共苦。赴金川所过天涉山，路极险，傅恒“率众步行，至极滑处，将马绳系拉上，一二步即倒，有数十匹坠入山涧”，当随行人员恳请他上马时，他却说：“汝等皆步行，我独乘马，心亦不忍”（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壬寅。），于是便同将士们一起，在冰天雪地中步行长达七十余里。这种精神不仅鼓舞了士气，对于改变乾隆初年因循守旧的吏治政风也大有裨益。
    其次，这两次战役，作为最高决策者，乾隆皇帝迫切希望能及时、准确、详细地了解前线的情况，在他不可能御驾亲征的情况下，他认为，惟傅恒“实心体国，经画有方，至彼体察形势，所言始为可信”（注：《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七，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丁未。），“廷臣中更无可当斯寄者”（注：《乾隆朝上谕档》第六册，656。）。 这也是当时的名臣尹继善以“傅恒硕德望重，军旅非所夙娴”（注：《郎潜纪闻·二笔》卷四。）为由，极力反对傅恒出征缅甸，而乾隆皇帝最终坚持己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傅恒没有辜负乾隆皇帝的期望，于“经过地方，吏治民瘼，事事留心体察，据实敷陈”（注：《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1076、1164。），尽管他主观上不赞成草率撤兵，但他详明的奏报，却在客观上促成了战争的适时结束，从而使清政府从沉重的战争压力中解脱出来。对于这一点，乾隆皇帝曾给予极高评价：“傅恒将彼地险阻情形，一一据实入告，朕得以备悉其难，定计撤兵。则此后之保全物命，休养太和，阜裕国储，宁谧边徼者，皆经略大学士傅恒之功。”（注：《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1076、1164。）
    乾隆朝十全武功以及大大小小的军事活动，尽管性质不一，有些战争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然而，正如庄吉发先生所云：“十全武功是清高宗缵承圣祖、世宗两朝未竟之绪，同时也确立嗣后中国疆域的轮廓，对于中国民族的融和，尤有裨益。”（注：《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7页。）傅恒作为当朝第一臣，对于战争的顺利进行， 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国家统一局面的最终形成，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