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傅恒的用人、待人与乾隆朝用人
    乾隆皇帝极重用人，他认为：“国家用人行政，二者并重，而政事必得人而理，先务尤在人才”。封建社会庞大的官僚机器能否正常运转，不仅依赖于对高层官吏的选拔和任用，还取决于对广大中下级官吏的认识和了解。然而，乾隆皇帝政务丛杂，日理万机，无论怎样想方设法加强对官吏的考察，也难以周知庞大的官僚队伍中的每一位成员，由此，亲信大臣的举参保奏也就非常重要。对此，乾隆皇帝毫不讳言，他说：“朕统御寰区，一人耳目，岂能周知中外臣工之臧否，惟大学士九卿等留心访察，有闻即奏，庶人人知敬戒，共凛官箴，朕可以收明目达聪之益。”（注：《清高宗实录》卷三，雍正十三年九月乙卯；卷一三零，乾隆五年十一月丁丑。）
    傅恒身为大学士九卿之首，又深得乾隆帝信任，对朝廷用人的意见尤为乾隆所重视。某些重要官缺的补放，乾隆常常要事先与傅恒商议，甚至选派封疆大吏也不例外。金川之役期间，为加强军需和邮传的办理，乾隆皇帝决定将川陕分设总督，时傅恒远在征途，而有关人选仍“降旨商之经略大学士傅恒”（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庚辰。）。傅恒提出的建议，也往往能够为乾隆皇帝所采纳。
    傅恒通过举荐，直接参与和影响乾隆朝用人的决策。乾隆朝的许多名臣良将如孙嘉淦、岳钟琪、卢焯、阿桂、毕沅、孙士毅、阿尔泰等人都得力于傅恒的举荐。
    傅恒选拔和举荐官吏有几个重要特点：首先，用人必先知人，傅恒十分注意对全国各级官吏的考察。他执掌军机处二十余年，同时兼理过吏部、兵部、户部和理藩院等部院事务，与军机章京和各部院官吏的直接接触便成为他们了解他们的一个主要途径；傅恒几次出征，也通过直接接触，对沿途众多的地方官吏及前线将领进行较为全面的认识；许多贤吏能员都是在直接接触中受知于傅恒，然后被保举并委以重用的。
    傅恒了解官吏的另一重要途径，是带领官吏引见。官吏引见作为考察官吏之途，极为乾隆皇帝所重视，被引见者数量之多，有时每天竟达百余人。通常被引见者在觐见皇帝前，往往先至引见大臣处。傅恒曾长期兼领吏、兵两部事务，带领官吏引见是他的主要职责之一。傅恒于是利用这一机会，注意观察和了解被引见者的才貌、性情和学识，并试图通过他们了解更多的其他官吏。由于傅恒谦逊随和，被引见者心理较为放松，出言亦少忌讳，这样，傅恒便可以得到正式引见时乾隆皇帝所无法得到的一些信息，著名文学家袁枚所记述的傅恒带领引见的场景即可为证：“乾隆十七年，病起引见，大学士傅公引至军机房背履历……傅公问两江总督尹公继善、黄公廷桂孰贤，余曰：‘枚小臣也，何敢论大人优劣。但外所传尹公为政宽，黄公为政严者，皆误也。’傅公愕然问故，余曰：‘尹公遇下属有礼貌，多体恤语，故人以为宽，及犯大不韪，必劾，虽司道不能求，故曰严；黄公遇人倨傲，呼叱随意，然颇多纵舍，常漏吞舟之鱼，故曰宽。’公又问宽与严孰愈。余曰：‘尹之严可以得君子，黄之宽只可用小人。’”（注：《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三。）这种方式，极大地拓展了傅恒了解和考察官吏的视野。
    其次，傅恒非常重视被荐官吏的品德。据说有一次出考翰詹诸臣，多数人不知题目的出处，当傅恒得知只有一人知道时，便毫不犹豫地说：“此人宜置之劣等，彼既知出处，则当布告同人，奈何秘而不宣，此非端人也。”（注：《霞外伾屑》卷三。）由“非端人”而降低考试成绩，表明傅恒对官吏品德的重视。
    傅恒尤重“直”字，所荐多直臣。如陆郎夫、舒赫德、程焘等均以“直”见称于世。雍乾时期著名直臣的孙嘉淦，辞职后能够重新出仕，更由傅恒“力荐于朝”（注：《啸亭杂录》卷七，《孙文定公》；卷十，《孙文靖》。）。
    傅恒重用直臣，对清廷官僚队伍建设产生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乾隆中后期，贪风日炙，傅恒所荐直臣，不仅能独善其身，也往往能够对某些贪官污吏予以抵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贪风的蔓延。如孙士毅，在贪吏满天下的情况下，“独以廉著”，“又连劾巴延三、富勒浑二满洲贪吏，皆时人之所难能者。”（注：《啸亭杂录》卷七，《孙文定公》；卷十，《孙文靖》。）
    重德的同时，傅恒也非常重视才干。无论文人士子，抑或武弁将帅，凡有所长，一旦为傅恒所知，他便竭力保荐。傅恒十分欣赏袁枚悼鄂尔泰的诗句：“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注：《随园诗话》卷九。）他所赏荐之臣有许多是驰骋沙场、能征贯战的武弁将帅，如马全、阿桂、岳钟琪等。
    傅恒也十分重视文人士大夫。著名史学家赵翼入直军机处时，在汉军机章京中，最为傅恒所厚待，对傅恒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他曾说：“文忠不谈诗文，而极爱才”（注：《檐曝杂记》卷三，《缅甸之役》；卷二，《傅文忠公爱才》。），这里“才”与诗文并提，显然是特指文人士大夫。的确，当时许多文坛名宿都曾受到傅恒的赏识与举荐，如著名诗人袁枚，就深得傅恒赏识，“壬午散馆，辛未迎銮，或待诏宫门，或挥毫殿上，蒙文忠公倾衿相接，刮目相看，唤作才人”。（注：《随园尺牍》卷七，《答福敬斋公相》。）
    清代，科举仍然是汉族知识分子晋阶朝廷、参与国家政治的最主要的途径，但许多具有特殊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满蒙官吏对科举抱有成见，傅恒虽为满人，却能对这种倾向加以抵制，（注：《啸亭杂录》卷二，《阿尔萨》。）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对文人士大夫的重视。
    其实，傅恒所赏荐者多文武双全之臣，如岳钟琪，“为一代名将，容状奇伟，食饮兼人，而工于吟诗”（注：《随园诗话》卷五。）；又如孙士毅，“能耐艰险，尺绳行沙度之地，人骑瑟缩，而公视若康衢”，“一切羽书草奏，公指挥于石矢间，动合机宜。”（注：《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二。）
    傅恒宽以待人的态度，构成了其用人的另一个特点。人才难得，具有绝对权威而又喜怒不定的皇帝却极有可能在一念之间将得之不易的人才罢斥乃至杀戮。因此，傅恒在举贤荐能的同时，也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担负起维护和保全之责。状元钱维城被选为清文翰林，散馆时却交了白卷，龙颜大怒，欲立时置之于法，傅恒急忙为他开脱：“钱某汉文优长，尚可宽贷”，钱维城得以避免杀身之祸。（注：《啸亭杂录》卷七，《钱文敏公》；卷八，《傅文忠之谦》。）
    傅恒善体下属，甚至到无微不至的地步。吴士胜在金川之役中受知于傅恒，傅恒得知其家有老母，因道远而无法迎养，便向乾隆皇帝奏明，将吴士胜以近省参将补用；舒赫德被籍没遣戍，“公（傅恒）代赎其宅，俟其归而赠之”（注：《啸亭杂录》卷七，《钱文敏公》；卷八，《傅文忠之谦》。）；对穷困的军机司员，傅恒还从物质上予以照顾，对此，史学家赵翼感触最深：“余在值时最贫，一貂帽已三载，毛皆拳缩如猬。一日黎明，公（傅恒）在隆宗门外小直房，独呼余至，探怀中五十金授余，嘱易新帽过年，时已残腊卒岁，资正缺，五十金遂以应用，明日入直，依然旧帽也，公（傅恒）一笑不复言。”傅恒利用自己在朝中的特殊地位，以小心谨慎又不失机智的办事方式，为已故刑部尚书汪由敦之子邀得乾隆皇帝格外恩宠，尤为士大夫们所称道，时满朝大小臣工无不为之感动泣下，皆“颂文忠之垂悯故人子弟”。（注：《檐曝杂记》卷二，《傅文忠公爱才》；卷二，《大臣身后邀恩之例》。）而群臣“皆感佩其德，久之不衰。”（注：《檐曝杂记》卷二，《傅文忠公爱才》；卷二，《大臣身后邀恩之例》。）
    乾隆盛世，载诸史册的是封建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是物质财富的丰盈、学术文化的恢弘、君主专制的高度完善和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而所有这一切，离不开乾隆朝众多的文臣武将的参与。作为盛世的首辅，傅恒积极承担并出色地完成了举贤荐能的责任，为朝廷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文臣武将，史载他“当朝轴者几三十年，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注：《啸亭杂录》卷八，《傅文忠之谦》。）。正是这群才识卓著的文臣武将的鼎力协助和积极参与，才最终成就了乾隆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