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傅恒与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尽管非常信任傅恒，并对其委以重用，但决不允许后者对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有些许损害。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三，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
    尽管如此，乾隆皇帝对傅恒的格外恩宠仍然使傅恒的个人势力有所膨胀，早在傅恒出任首辅大学士之前，瀛台侍宴时，便有某侍郎向其屈膝请安（注：《藤荫杂记》卷三。）；傅恒领首揆后，文武官员对他更是曲意逢迎，其兄广成去世，傅恒为其经理丧事，“各部院大小百官，无不毕至，虽与广公绝不相识者，亦以文忠故致赙而泥首焉。舆马溢门巷，数里不得驱而进，皆步行入”（注：《檐曝杂记》卷二，《京官趋势吊丧》。）；有时，由于事涉傅恒，有些官员甚至不能正常地处理政务或迟疑不决。
    针对上述情况，乾隆皇帝对傅恒的防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傅恒本人进行旁敲侧击或直言劝诫，对此，乾隆皇帝曾言：“傅恒日侍内庭，偶遇小节，朕即防微杜渐，严加教训。”（注：《乾隆朝上谕档》第三册，818。）一次御门听政，傅恒因故迟到， 在敏感的乾隆皇帝看来，无论事出何因，都未免有几分失之不恭，于是，君臣谈笑间，乾隆皇帝说傅恒“心肥”，这显然是在指责傅恒有骄纵之心。两淮盐政高恒，慧哲皇贵妃之弟，因侵贪拟斩，勾到日，傅恒为之求情：“愿皇上念慧哲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乾隆皇帝却冷冷地反问：“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注：《啸亭杂录》卷一，《用傅文忠》、《杀高恒》。）此言无疑在提醒傅恒，即使贵为皇后之弟，也不可倚势肆意妄为。乾隆皇帝甚至不能允许对傅恒任何形式的崇拜，当他听说四川地区有傅恒生祠时，便立即命令当地官员将该祠改为佛堂。
    对其他大臣有意瞻循傅恒的倾向，乾隆帝也试图将其限制到最小程度。在处理政事过程中，一有苗头，便抓住机会，大作文章，有时甚至到吹毛求疵的程度。乾隆十五年六月，在处理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应否给俸之事时，吏、户、兵三部互相推诿，都察院因傅恒兼理吏、户两部事务，亦“迟回观望，碍难办理”，经两月之久才呈奏一份模棱两可的处理意见。对此，乾隆毫不含糊，将都察院左都御史彭维新革职，所有都察院及吏、户、兵三部大小官吏均交部严加议处，各部堂官也不准援例宽免；其中马灵阿为傅恒所荐，乾隆对其加重处罚。（注：《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1805。）如此小过而受重惩，小事而牵连甚众，目的就是警戒傅恒和文武百官：绝对权威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乾隆帝。
    傅恒步入仕途后，与乾隆接触更为密切。同其他大臣相比，他对乾隆帝敏感的个性与强烈的权力意识有更深刻的认识，因而特别注意维护乾隆皇帝的绝对权威，凡事皆承旨行事，不敢丝毫擅断。傅恒任首辅后，为减少和避免从前讷亲一人承旨的专擅之嫌，奏请令军机诸大臣一同进见；他还严格遵守着军机大臣不与督抚外臣交结的规矩。傅恒处处谨小慎微，甚至在奔赴前线过程中，鞍马劳顿之余，也一丝不苟地行拜折之仪。乾隆一旦对他有所不满，他便诚惶诚恐，甚至“战栗失色”，“神气不宁者数日”（注：《啸亭杂录》卷一，《杀高恒》、《用傅文忠》。）；对乾隆给予自己的特殊封赏，他都再三奏辞，态度相当诚恳，有时甚至到泣下的程度；对超过自身品级的四团龙补褂，日常不敢服用，朝贺之后便匆匆脱去，连乾隆都认为这有失体统，不得不特降谕旨，令其入朝时必须服用。
    傅恒还严厉斥责那些有损皇帝权威的大臣，即使对宗室王公也毫不留情。乾隆之弟和亲王弘昼，“性骄奢，尝以微故，殴果毅公讷亲于朝”，由于乾隆的优容，满朝文武都惧其几分。但当这位骄奢的御弟顶撞乾隆时，傅恒亦毫不犹豫地直言责斥：“此岂人臣所宜语？！”（注：《啸亭杂录》卷六，《和王预凶》；卷一，《友爱昆仲》。）
    傅恒的谨慎和忠诚，使乾隆帝颇受感动，因而对他十分放心。由此，君执君道、臣守臣节，在二十余年的相互协作过程中，傅恒不仅赢得了乾隆皇帝的高度信任，还与乾隆皇帝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然，由于两人之间不平等的政治关系，这种感情自然也是不平等的，是单向的，更多地体现在乾隆皇帝对傅恒的体贴和关怀上。
    第一次金川之役，傅恒奔赴金川前线期间，乾隆皇帝特派头等侍卫达清阿、户部尚书达勒党阿等随行，负责照料傅恒的饮食起居；并多次降谕，令傅恒爱护身体。傅恒出征缅甸时，乾隆皇帝体现出来的几乎更是一种对挚交好友的信赖和眷恋之情，他还亲制诗扇寄给傅恒，寓见诗如见人之意，诗云：“世上谁知我，天边别故人。”（注：《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八十一。）
    傅恒临终前，乾隆帝更给以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和照顾：“每朝夕遣使存问，赐以内膳羹糜，俾佐颐养，复间数日亲临视疾，见其有增无减，轸念弥殷”（注：《乾隆朝上谕档》第六册，656。）； 傅恒病逝，乾隆深为“震悼”，亲到傅府中祭奠，哀叹忠臣远逝：“鞠躬尽瘁诚已矣，临第写悲有是哉？千载不磨入南恨，半途乃夺济川材。”（注：《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九十一；）一年后驻跸天津，四年后赐尊傅恒之墓，乾隆皇帝都分别赋诗寄悲致哀。（注：《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九十七、卷十九。）傅恒英年早逝后，乾隆皇帝还决定承担起对其后人的培养和教育之责，其诗：“平生忠勇家声继，汝子吾儿定教培”与“后进方当竭力培”（注：《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九十一；卷九十七。）都明确表达了这一想法。君臣相得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傅恒特殊的身份与地位，以及他与乾隆皇帝之间的亲密关系，傅恒生前有时也能发出些许劝谏之声。乾隆皇帝论及佛法，傅恒奏道：“佛法先戒贪嗔痴，皇上天禀聪明，尚有时嗔怒过节，如臣庸愚，恐学亦徒劳”；乾隆皇帝论及魏征敢于进谏之事，傅恒回答说：“魏征每陈谏牍，唐太宗不但不怒，并有褒赏，魏征是见敢谏之便宜，故不惮直言也”（注：《清稗类钞》第四册，《谏诤类·傅文忠谏嗔怒过节》。）。前者无疑是针对乾隆帝喜怒不定的性格而发，后者则明显是指乾隆帝不乐于接纳臣僚们的意见。
    傅恒奏请的军机大臣同进见之例，使他与其他军机大臣处于同等地位，但乾隆帝“每日晚膳后，阅内阁本章毕，有所商榷，又独召文忠进见，时谓之‘晚面’云”（注：《檐曝杂记》卷一，《军机大臣同进见》。）。“晚面”不是一种制度，也没有成例，只是傅恒与乾隆私人关系在处理国家事务时的体现，是皇帝对傅恒高度信任的最有力的证据，它无可动摇地确立了傅恒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之位。乾隆帝对傅恒如此深厚的感情，不仅使傅恒首辅之位日益巩固，也使他在乾隆帝留给臣下的有限空间里，为自己创造了尽可能大的活动余地，进而对乾隆朝军事及用人行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