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党内公开“非斯大林化”（De-Stalinization），缘起于1956年苏共20大上所作 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曾是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关于事件的过程，国内外学者已经 谈论得很多。笔者感兴趣的是：当年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动因、意义和缺陷。
    一
    赫鲁晓夫大张旗鼓地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动 因：
    （一）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形势要求非斯大林化。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作为苏共中 央第一书记对斯大林时期僵化的内外政策作了一些调整和改革，采取了许多明显有别于斯大 林的政策。比如，在农业方面，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民义务 交售定额，鼓励和扶植个人副业，扩大杂交玉米种植面积并大规模垦荒；在工业方面，加强 经济杠杆与物质刺激作用，扩大企业和地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意识形态方面，逐渐废弃 政治讨伐性批判，活跃学术空气；在外交方面，缓和与西方国家冷战对峙关系的同时，主动 与南斯拉夫恢复和改善关系；在政治方面，平反冤假错案，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所有这些措 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效果。但深入改革下去，就遇到了要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载体的斯 大林模式问题。然而，在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氛围下，这种改革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 个 人崇拜已成为“苏联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1]（P.419）它不仅是一个思想意识 问题，而且是个个人权力体制问题。斯大林这尊“神像”还在。个人崇拜像一张网，严重 束缚着苏联社会的发展，其消极后果已渗透到苏联各个领域。苏联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 题已不是局部调整某些政策即能消除的，更不是理论工作者发表几篇文章对个人崇拜问题进 行不指名批判就能解决的。因此，要改革斯大林模式，首先必须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 。[2]（P.72）
    （二）清除贝利亚后暴露出的问题要求非斯大林化。众所周知，赫鲁晓夫上台后的第一个重 大步骤是清除贝利亚。贝氏曾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内务部部长 和苏联元帅，其权威之大，已构成对苏共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严重威胁。于是，赫鲁晓夫团 结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洛维奇等人“整倒了贝利亚”。[3]1953年12月贝利亚被处决 之后，他们力图“把斯大林犯下的滥用职权的罪行统统推在贝利亚身上”。[4]（P.511）例如 ，苏共在一项决议中说：“贝利亚曾以种种虚构的借口千方百计地阻挠农业方面最重大的迫 切问题的解决”，“企图破坏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企图在苏联各民族之间制造纠纷” 。赫鲁晓夫甚至把苏南关系恶化说成是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等人“挑拨离间的作用”。[2]（ P.72）但是，随着反对个人崇拜活动的开展，斯大林时期的问题，特别是破坏法制的罪行被 暴露得越来越多。到1956年，苏联官方再把苏联社会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贝利亚身上 ，[4]（P.498）已不能自圆其说，越来越让人难以置信。与此同时，人民群众要求平反昭雪的 来信雪片似地飞向苏联各级检察机关，但是检察机关“对这些请示信的处理却极其缓慢，因 此数以百万计无辜的苏联公民仍然被关押在集中营里或被流放”。[5]（P.89-90）直面巨大压 力，苏共中央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当时，苏共新领导人实际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尽早 公开说出斯大林统治时期一些暴行的事实真相，把批判个人崇拜运动引向深入；要么对过去 存在的问题继续捂住盖子。[2]（P.73）赫鲁晓夫本着“对斯大林在世时发生的事情负责”和 “对他的政策所造成的各种问题负责”的理念，[4]（P.500）决定采取第一种选择。[6]（P.33 8）
    （三）削弱元老派政治基础要求非斯大林化。元老派系指当时最老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主席 团委员莫洛托夫、伏罗希诺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他们只主张一般性地批判个人崇拜 ，不同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建议。他们认为：“这会在党的队伍里和在人民群 众中引起苦恼和不满情绪，造成损失，引起副作用，使苏共和马列主义兄弟党陷入困境。” [7]元老派对赫氏的建议“不很热心”是“不奇怪的”。[4]（P.500）因为，他们长期在中央 工作，是斯大林“最紧密的追随者”。[8]（P.1）斯大林犯有严重错误，他们也“负有无法推 卸的责任”。[9]（P.76）他们不敢曝光斯大林的问题，主要是怕动摇自己的政治地位。不仅 如此，他们还是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体制的维护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 。而赫鲁晓夫则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历史包袱，同时他对斯大林时期所存在的问题有一定 认识。所以，他上台后就力主改革。在赫鲁晓夫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反对个人崇拜，应 把斯大林问题突出出来，公开谴责斯大林的错误和乖戾行为。这样，在一系列问题上，赫鲁 晓夫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洛维奇等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保证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赫鲁晓夫决意首先“在党内清除斯大林主义”。[4]（P.514）如此，一方面可以揭开“盖子 ”，打开局面；另一方面可以削弱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元老派的政治基础，打击保守势力 ，减少改革的阻力。
    （四）树立新领袖权威需要非斯大林化。斯大林生前在苏联享有崇高的政治威望。“甚至在 他死后，他仍然保持着几乎没有批评余地的威信”。[4]（P.499）赫鲁晓夫自己也承认：“斯 大林死后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领袖。”虽然，“想当领袖的人是有的，但没有一个明显的 一致公认的领袖”。[4]（P.503）他深知：要操纵苏维埃国家这艘笨重的航船继续前进， 就必须树立起新领袖的权威。为此，苏共20大召开前夕，赫鲁晓夫想出了玩“反斯大林这张 牌”。[10]（P.82）法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布兰科·拉齐奇分析认为：“就赫鲁晓夫本人而言 ，攻击斯大林不属于理论或历史范畴，而主要在于政治方面。他所追求的，并非如他要人们 相信的那样是真理和正义，而是他自己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巩固。”[11]（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