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56年2月，赫鲁晓夫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身份在20大上作了“秘密报告”（原题《关于个 人崇拜及其后果》）。该报告全面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给苏联党和国家造成 的严重后果。[12]（P.274-275）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勇敢的举措，其深远历史意义主要表现 在三个层面：
    （一）非斯大林化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个人崇拜的严重危害之一，是教条主义盛行，使人们 的思想受到极大的禁锢。而批判个人崇拜，则打破了神化，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 从此，万马齐喑的局面被打破，人们敢于思考了，敢于讲话了。斯大林的理论，以及他的政 策，不再被人们奉为神圣不可更易的金口玉言，都被放到历史的实践中来加以检验。事实表 明，批判个人崇拜有助于苏联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与主动性，冲破教条主 义的束缚，改变思想僵化的状态，活跃理论研究和探讨，显示创新精神，解放思想，产生巨 大的力量，为苏联后来调整政策和改革政治经济创造了前提条件，其影响非常深远。
    （二）非斯大林化促进了苏联社会转型。我们看到，苏联政策的调整和体制改革，是随着批 判个人崇拜的逐步开展而不断进行的。批判个人崇拜开展得越深入，调整和改革也进行得越 广泛。例如，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批判个人崇拜之后，苏联便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关 系方面出现了前面提及的一些内外政策变化，诸如加强集体领导、定期召开党中央全会和主 席团会议、改组国家安全机关、健全法制、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权限、加速发展消费品工 业、强调物质利益原则、改变农业计划制度以及调整对外政策等等。如果没有七月全会对个 人崇拜的批判，以上各种变化的发生是不可想象的。再如，1956年苏共20大党内公开批判个 人崇拜和斯大林之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更全面地展开了。其中包括：定期召开党代 表大会，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 的口号，建立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加强人民监督，改组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改组工业和建 筑业的管理体制，撤销国营机器拖拉机站等等。虽然这些调整和改革中也有不成功的和错误 的东西，但批判个人崇拜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就是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这种积极作 用也继续存在。总之，不批判个人崇拜，一切内外政策的调整和体制改革都无从说起。因此 ，批判个人崇拜“整个说来是推动了苏联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1]（P.422-423）
    （三）非斯大林化推动了国际共运新发展。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发生许多新变化。斯 大林关于国际共运的那一套理论和政策，已不适合国际共运发展的新形势。可以说，对斯大 林的个人崇拜也严重地束缚了国际共运的发展。但是，“盖子”主要应由苏共自己来揭，斯 大林的错误主要应由苏共自己来批判。在这方面，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起了很好的表 率作用。苏联批判了个人崇拜，便使人们拓宽了眼界，开始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利弊得失 重新进行考量。[1]（P.423）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先后提出要在自己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 会主义道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载体的斯大林模式不再是各国必须仿效的唯一正确的范式了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陶里亚蒂在1956年6月就明确指出：“苏联的模型已经不能并且 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必须遵循的模型了。”[13]（P.90）他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 ”的思想。波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哥穆尔卡也在1956年指出：“社会主义的形式也能够是不同 的。它可以是在苏联所产生的那种形式，也可以是像我们在南斯拉夫所看到的那种形式，它 还可以有别的不同形式。只有通过各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成就，才能产生在一定条 件下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14]（P.23）由此可见，批判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实际上开 辟了国际共运发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