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课题是从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大力进行的研究的趋势和成果中提出来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立场，把十七世纪单独划分出来进行历史研究，决不是出于“纯粹年代学”研究的考虑，而是出于弄清一个重大问题的愿望。即弄清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态转折决定了该世纪历史进程的特点。这也就是苏联史学界何以密切关注十七世纪历史的原因。这个世纪正是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一个决定性阶段。
    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关于十七世纪在欧洲历史中的地位问题，在旷日持久的所谓“十七世纪危机”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中，逐渐成为一种膠着状态。这个讨论实质上在法国历史学者P·穆尼埃的著作《十六和十七世纪》中就已展开。 其中谈道：“十七世纪是一个危机时代，危机触及整个人类，遍及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科学和艺术，遍及人类的全部生活--极其深重地危及人类的生命力、感觉和意志，这个危机可以说是不间断的，不过上下波动极为明显”。①
    1954年，穆尼埃提出的十七世纪“普遍危机”的问题成为英国历史学家э·霍布斯鲍姆的论题，但他在题为《十七世纪欧洲经济普遍危机》的文章中，主要谈的是经济的危机。文章写道：“欧洲经济在十七世纪经历了‘普遍危机’--封建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最后阶段。”与穆尼埃的著作相比，不难发现问题的确是大大深化了。此时已经谈到它与社会经济结构转变问题的联系。然而，这样的一场结构危机却被归结为“经济危机”。此后，辩论的参加者们进而把“十七世纪危机”这一概念的内涵一缩再缩，直至提出“周期性经济危机”、“商业危机”、“财政危机”等概念，也就是把问题归结为价格涨落、商业规模、支付手段的状况等。
    应该承认，战后的历史研究确实取得了一个很大的成绩：由于它加强了各方面的研究（首先涉及到欧洲的社会经济史），已经接近于将十七世纪作为一段完整历史来研究的思想，换句话说，历史学行将触及这样一个问题，使十七世纪区别于十六世纪从而在历史上起到独一无二的特殊作用的重大飞跃是什么。
    如上所述，五、六十年代在西方权威性的期刊上展开辩论的研究者多数认为，要回答十七世纪在欧洲历史中的作用，就要在研究过程中揭示与十六世纪不同的经济形势朝着“衰退”、“收缩”、和“危机”变化的情形。
    欧洲经济史专家们弄清并精密分析了所谓“长期性”经济周期，认为从1000-1750年。这样的周期有过两次：1）1000-1450年；2）1450-1750年。每一个周期又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济增长”阶段，而第二阶段则是“经济萧条”、“危机”阶段。这些阶段按年代划分如下：第一个周期的第一阶段：1000-1300年；第二阶段1300-1450（1500）年。第二个周期的第一阶段：1450（1500）-1650年；第二阶段：1600（1650）-1750年。
    虽然十七世纪初就已表现出“危机”的形势，可是按上述分期，“经济全面衰退”的震心应在十七世纪后半叶。②这一事实是以各地大量的、经过精确研究的材料为基础确定的。这些材料多半是关于商品和货币的市场形势，很少甚至毫未谈及生产领域的活动，特别是没有谈到生产组织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变化、生产的地理布局、工艺的性质等等。换句话说，形成“十七世纪危机”概念的基础资料是非常狭窄、片面的，而那些能够说明经济状况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却被撇在一边，更谈不上把社会状况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
    十七世纪局势“危机”的概念，一方面固然应注意到非历史因素的影响，如气候条件（比如十七世纪下半叶，气候条件明显地长时间恶化--夏天冷而多雨，冬天酷寒，在历史气候学上有“小冰期”之称），歉收和流行病经常发生并广泛蔓延等等；而另一方面，许多重要历史状况的影响却被置之度外（例如，生产的社会形态的变革，由所有制的改变所决定的城乡社会结构变化的特点，社会意识--心理的改变等）--如果注意到以上两点，那么用“十七世纪危机”的概念来作“局势解释”，其狭隘性就非常明显了。不管怎样，我们虽然承认“长期性”这一概念的认识价值（“十七世纪危机”的局势解释即由此产生），但同时必须指明，这个概念不适于用来揭示整个社会发展的真正转变因素。不仅如此，依靠这种概念，对下述问题的探究无法取得丝毫进展：在各种构成“社会”体系的运动的节奏不同步的条件下，何以会同步出现触动整个社会结构的“危机”等现象（这种危机本身具有“普遍”性质，即成为该社会体系的结构危机，其原因何在）？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长期性的经济周期”的“萧条”，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仅仅表明社会由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转变，而在什么条件下仅仅表明同一种结构的阶段性转变？很清楚，“长期性”的概念没有回答这类问题，而且老实说，它也回答不了，因为这个概念实质上只是为了把一个东西分为几个部分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把它综合成自动推进特别是发展的某种整体。
    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特菲尔·希尔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从整个欧洲出发来分析十七世纪这一研究方法的形成。在苏联史学界Б·Ф·波尔什涅夫最接近于视十七世纪为一整体的思想，他比较清楚地意识到十七世纪在欧洲文明中的世界历史意义。不过他认为，只是在社会运动的范围内才能揭示这个思想的实际内容，即是说十七世纪欧洲各国人民运动同步高涨，尽管不同国家产生这种运动的原因在历史（阶段）性质方面有着原则的区别。诚然，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英国革命的同时，一系列其他欧洲国家也发生了某种形式的社会动荡。但是仅仅根据这一点，就断言十七世纪的历史面貌是具有“全欧革命形势”的世纪，是不恰当的。必须依从另一途径，才能对这种形势作出科学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