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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在欧洲历史中的地位(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世界史研究动态》 M•A•巴尔格 参加讨论

发现这些途径的前题是,第一,必须认清,在十七世纪,形成社会危机的基础不外两种:或是封建剥削的某种具体形式功能失效、发生瓦解;或是这种封建剥削发生退化,亦即这种生产方式的某一具体形式发生危机(很明显,为了确定这一点,首先必须看到在这个国家存在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方式)。第二,关于十七世纪条件下“社会危机”的历史性质,需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全洲的角度(对于欧洲来说,在当时条件下即是全世界历史的角度)和地区史的角度。前者谈的是结构上的“封建制危机”,后者只是指某种封建地租形式的“危机”和瓦解。
    这样,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实质就是:十七世纪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得以确定,它的作用是关键性的,转折性的,因而也就是划时代的。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时期(直至确立工厂体系),无疑就是工场手工业的历史,所以这个阶段可以称为工场资本主义阶段。从抽象的高度来看,这可能是正确的,因为突出了手工生产的主导地位。然而从具体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很容易发现实际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单化了。不难看出,这样来概括三百年的欧洲社会经济史,几乎完全不谈内部的进程,因而不需要也不允许对资本主义生产形成过程,包括整个十七世纪,作某种分期。遗憾的是,如果想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寻求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时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那将是徒劳的。既然新质(资本主义方式)出现在十六世纪,那么以后的发展只不过是新质的量变:或多或少,或快或慢。这种认识事物的明显的片面性是由于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东西而产生的,即是说历史学没有看到,新质(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之后,不仅有量变的历史,而且新产生的、带有其固有时期、阶段和发展水平的质也有其本身的历史。换句话说,仅从这样一个事实--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是在手工劳动基础上拖延了将近三个世纪--就可以断定,这一过程不可能仅指外部扩张,而质的本身没有发生某种结构上的、内部的飞跃。但是,如果我们同意必须在早期资本主义历史中划分出阶段,并指出阶段性的区别,那么我们就必然面临一个新的更加复杂的问题:这种区别表现在哪些方面?
    问题在于,虽然资本主义的发生(不是指偶然的、昙花一现的,像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的城市中那样),即结构性的(也就是不可逆转的)资本主义发生,我们可以断在十六世纪。那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形式和暂时占优势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虽然在资本主义发生的初期,毫无疑问已经存在工场手工业生产,但不是它,而是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没有内部劳动分工)是新的生产方式的摇篮。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初始的资本主义发生阶段称为“工场手工业阶段”,那么我们所用的,就不是这个术语的本义。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协作。众所周知,马克思把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开端断在“大约起于十六世纪中叶”,因为只有从这时起,“工场手工业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形式”。如果我们根据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起于十六世纪中期的话,那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个时期的重点应该移至十七世纪。换句话说,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便是这一世纪欧洲历史政治经济状况最本质的概括。如果是那样,那么工场手工业历史的这一新阶段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十七世纪,集中的工场手工业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比重急剧地增长;第二(这对我们所讨论的时期的概括恐怕更为重要),十七世纪发生了重大的变动,手工工场从城市中大批“迁出”,转移到农村。
    有许多因素促进了集中的工场手工业在十七世纪资本主义生产中所占比重的增长,然而促使工业从城市迁向农村的这种大转移的决定性前提则是此时相当一部份过去的小自耕农的无产阶级化急剧加快,这一过程随着新时期大地产的形成(其主要形式注定是出租,经济靠雇佣劳动来经营)具有特大的规模。显然,在这些情况下所指的不仅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所发生的农民分化的后果,而首先是领主阶级一意推行的使经济上弱小的农民丧失土地的政策。西欧国家农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使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英国不同(在英国,所谓原始积累在十五世纪末一十六世纪初即已存在),在大陆国家(首先是在法国),这种过程至十七世纪才明朗化。无论如何,在西欧很多地区,正是在十七世纪,一方面,农村的中等有产农户数量增加,另一方面是少地、无地农户数量增加。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转移的主要动机。企业家们首先是被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吸引到这里,更何况在这里组织生产,初期的投资是极其有限的。毫不奇怪,这种分散的手工工场(资本主义家庭作业)保证了企业家的利润,使他们能够顺利地与许多海外商业公司竞争,并且极少承担遭受损失的风险。
    既然工场手工业历史上的这一阶段显然只能与农村中封建制剥削瓦解过程的一定阶段相联系,那么,就城乡政治经济发展日趋接近的程度而言,十七世纪在欧洲封建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中的地位,便是独一无二的。需要指出的是,十八世纪封建领主的反作用(尤其是在法国)使这一接近的程度大大缩小了。欧洲资本主义历史上工场手工业时期的重心是在十七世纪,同样,这个世纪也就标志着(再重复一遍,从整个欧洲角度看)封建主义普遍性结构危机最后一个阶段的开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所以落在十七世纪,决不是偶然的。每一个方面达到这个阶段都必需以另一个方面也处于相应的发展阶段为前提。只有上述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互相作用,互相制约,才能使十七世纪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过程具有真正的世界历史意义。
    但是在详细地分析这种状况之前,必须解决一个疑问:如果已经清楚,易北河以东国家的封建剥削形式正是在十七世纪(特别是三十年战争之后)变得最明显、最残酷,形成了西欧未曾有过的农奴制形式,那么,能不能说当时存在全欧洲性质的封建制危机?为了客观地评价易北河以东国家所发生的情况,有必要稍微谈谈封建制经济的历史。众所周知,在欧洲,早在十四一十五世纪,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很久,“封建主义危机”的因素就在简单的商品生产条件下表现出来了。然而,实际上这仅仅是封建领地占有制形式的危机,而决不是封建主义的制度-结构性危机。由于商品经济的刺激,封建领主力图加重对依附农民的剥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得采取新的、比较集中的超经济强制手段。只有政治上的集中,并最终建立专制制度,才能沟通维护封建制度的源泉,同时必须推行重商政策(封建国家对资本主义方式的暂时保护),以增加税额和收入。专制制度的上升阶段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是,到了十七世纪,它进入了走下坡路的时期,当时“国家合理”的思想在臣民的心目中已不能用来解释封建国家的压迫,而封建国家则一再用苛捐杂税使农村破产,并且用各种规定和障碍加紧排挤资产阶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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