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什么中国战区的少数日军，竟敢在日本投降之后，以战俘的身份拒不执行降约规定和“陆总”命令，在战胜国的土地上继续做恶？这个问题的确令人深思。我们认为，这其中有其特殊的原因。
    从日军方面而言，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民族优越感及对中国人民的鄙视心理，加上绝不承认败给中国的狂妄骄横的民族心态，是主要原因。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且和平友好，到了19世纪中叶，两国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求图强，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却由于明治维新而“脱亚洲之固陋，移西方之文明”，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即由封建弱小国家一变而为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并跻身于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明治维新的消极成果之一是日本走上对外扩张和侵略的道路，吞并琉球和朝鲜，并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干涉、侵略、战争、掠夺和殖民地化，不仅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害与牺牲，而且还由此形成了日本民族的优越感及对中国人民的鄙视心理，将以前建立在“敬畏”、“尊敬”、“亲近感”之上的日中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颠倒了。
    日本的败降，理应使日人重新审视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在"8·15"“玉音放送”之后，又播出“原子炸弹为（日本）投降的最大理由”的解说，这无疑是政府向国民解释和说明日本之败是“输给美国”而不是“败给中国”或亚洲国家，其鄙视中国的思想和心态丝毫未变。
    日本坚不承认败给中国的强硬心态在侵华日军官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冈村坚信：“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由于本身的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注：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见第21页。），“中国派遣军与其他方面军不同，前后八年百战百胜，至今尚保持了足以战胜敌人之力量，而今竟因本国业已投降而不得不投降，确实面临异常尴尬的场面”（注：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见第31页。），深感向“惨败之重庆军交出武器”是莫大的耻辱。
    就在南京签降的当日，冈村向日军下达最后训示，语气依然豪迈：“今奉大命，率我武勋赫赫战史辉煌之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投降敌军。念及我征战万里、确信必胜、英勇善战之将兵，以及皇国之苦难前程，万感交集，无限悲痛。然圣断既下，事已至此，全军将士面临冷酷事实，宜彻底遵奉圣旨，毋趋极端，含辛茹苦，更加严肃军纪，保持铁石团结，进退举措，有条不紊，以显示我崇高皇军最后之真姿。异域瘴疠之间，望全军将士珍重自爱。”（注：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见第55页。）内心尽管无限悲痛，骄傲自豪之情却溢于言表。
    总司令官不甘认输，那么，一般官兵的心情又如何呢？“一般官兵，因完全不了解全面情况，几乎还认为胜利在望。在这样心情下，突然听到8月15日天皇的广播，大为震惊，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前线的少壮军官及一部分下士官或愤慨，或哭泣，或胁迫部队长强烈要求继续作战等情况不断发生，各部队长为说服他们，费了几天的功夫。军官及下士官悲愤之余有自杀者。各部队对自杀者都倒填日期按战死处理，因此人数不明。但当时据我所知，仅长江下游地区，即有某大队长（少佐）以下二十余人自杀。”（注：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见第32页。）局势既无法挽回，现实乃不得不接受。一些日军官兵遂采取各种极端的暴烈的方式和途径来发泄心中的悲痛、愤怒和仇恨，因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在各地区接连发生。
    从中国方面而言，"8·15"前后异乎寻常的局势及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思想和政策也耐人寻味。
    "8·15"前后，“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因此蒋只能“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阻止共产党人”（注：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2卷第74页。）的受降与接收，也就是说，蒋介石只有在日本军队的协助和配合下，才能在与中共的内争中赢得日军手上的武器装备、重要城市及交通干线。这种战胜者（蒋）有求于战败者的事实的确异乎寻常。存在决定意识。这一事实无疑也滋长了日军轻视中国人的心理。
    就在日本投降的当日，蒋介石在重庆对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发表广播讲话，其基本点一是回顾中国人民“八年间所受的痛苦与牺牲”，也看到日本人民在这场战争中也深受其害，主张把“日本黩武的军阀”与日本广大人民区别开来，禁止对日本人民加以污辱和报复；二是“希望着这一次战争是世界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末一次战争”，（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6辑第708-710页。）主张中日关系要向前看，并试图以“以德报怨”的方法来达到战后中日两国之间的和谐与和睦。“以德报怨”，作为中国（蒋）处理战后日本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其本意是高尚的，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表现在对投降日军的处理问题上，就是过于宽恕和慈善：礼遇日本将士，善待日本战犯，不给违抗降约规定和“陆总”命令的官兵以应有的惩罚。结果事与愿违，在日人眼里，“以德报怨”非但不是高尚的行为，反而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成为侵略军敢于在投降之后，依然以傲慢的姿态在胜利者的土地上继续烧杀奸掠胡作非为的保护网。就这一点而言，“以德报怨”无疑是应予否定的。
    最后，在受降接收期间，中方个别将领在某些场合言行不当也同样“长他人志气”。8月22日在芷江，“陆总”副参谋长冷欣为亲自进驻南京（设前进指挥所）而要求日军用书面保证其安全，使洽降使节今井武夫觉得“一位战胜国的高级将校向战败国使节要求保证安全，既无意义又不自然，总未免有些滑稽之感”（注：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64页。）。9月9日南京“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礼堂的布置，“最初中国方面为避免威胁感，拟采取圆桌方式，但由于美军方面的干涉，才改为长方桌对立方式”。（注：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见第50页。）9月某日“陆总”某中将在津浦路南部视察，竟向当地日军将士说什么“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注：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见第56页。）使日军将士“大为感动”。的确，这类言行有失体面，与战胜国军队的国格军威不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