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逐渐注意到西北的重要性，酝酿开发西北。“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的发生，更使开发西北的呼声高唱入云。然而，至抗战前，开发西北基本停留在各种言论、计划与国民党政权的决议案上，真正落实的很少，仅仅为一思潮而已。对开发西北思潮，学术界已有初步研究（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张力：《近代国人的开发西北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18期，1989年6月；沈社荣：《“九·一八”事变后开发西北思潮的兴起》，《30年代国民政府的西北战略意识》，《宁夏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1999年第3期；葛飞：《国难声中的西北开发》，《中州学刊》，2001年第1期。）。这些研究大多讨论开发西北思潮兴起的外部原因，即东北沦亡、苏联威胁与中共企图打通国际路线；却甚少论及当时国人对西北内部特殊情态的认识。事实上，抗战前，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西北民族与宗教复杂，开发西北，处理好此一问题，关系至大。本文拟对此予以探讨。
    一
    开发西北，必先认知西北的特殊情态。当时主张开发西北的国人，大多认为第一步工作，即为调查研究与实地考察。《开发西北》在发刊词中就提出，“开发西北，必先明了西北实地情形”（注：《〈开发西北〉创刊词》，《开发西北》（南京），创刊号，1934年，第2页。）。西北民族与宗教问题复杂，关乎西北边疆稳定，是西北最重要的区情之一。在开发西北的讨论中，对西北比较了解的国人，很自然地将民族与宗教问题纳入视野之中。国人在开发西北声中，重视民族与宗教问题，原因主要有三：
    1、西北民族与宗教复杂，民族间隔阂甚深。谈及西北民族与宗教问题者，对于其复杂性一般有一致的认识。从总体上看，“西北各省聚汉满蒙回各族而居，语言歧异，礼俗相舛，族质各别，信仰庞杂，历代政府取羁縻，专为放任，训至一乡一城之内，天地各别”（注：健《开发西北应从文化入手》，《新青海》（南京），第2卷第1、2期合刊，1934年2月，第5页。）。再具体看各省民族情形，“甘肃已有许多回民。一入新疆，民族更杂，缠回哈萨而外，尚有其他回教，近白俄混入者亦不少，故有人称新疆为人种陈列馆”（注：杨钟健：《关于西北问题的我见》，《西北评论》（南京），第2卷第6期，1935年7月，第412页。）。西北“除新疆外，以青海最复杂，蒙藏回汉俱有，而汉人且最少。回汉回藏间隔阂误会时起，生命财产，动被巨大之牺牲。故民族问题，在青海尤甚而要”（注：马鹤天：《建设青海与开发西北》，《新青海》（南京），第3卷第1期，1935年1月，第9页。）。“宁夏为新设置之行省，因种族之复杂，宗教之歧异，治理尤感困难，政治之未入轨，此固无庸讳言。”（注：傅作霖：《宁夏省考察记》，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第119页。）上述言论，对于西北民族与宗教复杂性的认识，是比较准确的。
    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的马鸿逵曾认为，“当前西北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回汉问题”（注：马鸿逵：《西北回汉问题之解剖》，1936年5月，宁夏省政府秘书处印发，第1页。）。
    至于回汉隔阂与冲突的原因，论者大都归结为包括北洋政府在内的历代统治者，利用西北汉回杂居或聚居，宗教信仰有殊的特点，实行以回制汉、以汉制回的民族政策。甘宁青三省，自清代以来，回汉冲突屡见不鲜，推究原因，“其最要者，实为受人利用所致。溯至清代以至现在，历次统治甘肃者，莫不利用回汉均衡之势，以为渔人得利之妙计，至于民族感情如何融洽，彼此如何合作，彼等从不过问”（注：愚：《打破所谓均衡之势》，《〈陇钟〉言论集》，第1集，南京，《陇钟》编辑社出版，1932年，第88～89页。）。可惜，“因人民知识幼稚，难知统治者之毒计。以过去统治者利用互制，认为民族宗教之压制，借机报复，仇杀无已”（注：《治甘策》，《〈陇钟〉言论集》，第1集，第45-46页。）。民族与宗教问题专家牙含章，为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人，1980年代回忆说，“那时的民族关系糟糕到了极点。我能生存下来，是没有料想到的”（注：牙含章：《〈甘肃少数民族〉序》，甘肃民族事务委员会、甘肃民族研究所：《甘肃少数民族》，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由此足见民族与宗教问题的严重性。
    2、边疆危机引发的思考。国人在探讨开发西北时，关注到西北的民族与宗教问题，除安定地方秩序的原因外，更多发端于中国边疆危机引发的思考，亦即国防需要与国家统一的考量。有人评论道：“东北亡，热河丧，新疆变，康藏乱，这一套亡、丧、变、乱的痛史，才引起了国人注意边疆之诚心，政府当局亦变以往怀柔边疆之政策，而为实地开发之政策，如邵力子之主陕，朱绍良之主甘，黄慕松之使新等，好象中国也有了一个新的救国计划，按部就班的实行起来了。”（注：发：《屯垦青海议》，《新青海》（南京），第8期，1933年8月，第1页。）毋庸质疑，中国边疆的危机，除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蓄意侵略外，与国内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人心向背有莫大关系，这是当时国人从自己国家内部注意西北民族问题的要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