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庙学？台湾出版的《中文大辞典》解释为：设于庙内之学校。这种解释是否符合元代庙学的实际情况呢？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基本上肯定的态度。日本学者牧野修二认为：“庙学（元代）即郡县学，它是以文庙（先圣庙、宣圣庙、孔子庙）为精神中枢，并依附于文庙而设置的儒学”。[1]国内学者胡务也认为：庙学即儒学，[2]是依附于孔庙传授儒家理论为宗旨的学校。[3]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程方平先生在《辽金元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4月）中认为：元代存在着“确确实实的庙学”，它与地方学校不同，是“一种类似佛教俗讲的教育形式”，它是“以祭奠为中心的一种暂时性的教育，类似于今天的讲习班，讲座等形式”。1994年4月出版的百卷本《中国全史·元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的作者欧阳周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元代的庙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形式，它是如何进行儒学教育的？本文根据元代的史料并结合前人的研究，谈谈个人的看法，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
    元代有关庙学的史料很多，笔者仅在元人文集以及各地金石碑传中，就检索到72处之多，现选出几条摘录如下，且为了明确反映史料中的庙学所指，将有关史料的题目列于前。
    《处州路重修儒学教授厅记》：“余友天台童君教处学三年，废必兴，弊必革，……于是庙学严整。”[4]（卷三）
    《江阴州重修学记》：“皇庆改元暨阳，庙学告成，孰成之，东平曹侯也”[5]（卷七）
    《大元国学先圣庙碑》：“至元四年，作都城，画地东北之东为庙学基”。“成宗建庙学”。[6]（卷六）
    《陕西等处转运盐使司作新孔子庙记》：“今有庙学，亦尚昭圣治哉”。[7]（卷二十八）
    《藕泽村孔庙记》：“藕泽里之有庙学，有藕塘宋思约者……自输己材，创建庙学”。[7] （卷三十九）
    《吉水州修学记》：“吉水乡校自至元中，县令多东鲁儒生，凡致美于庙学者，靡不毕用其至”。[8]（卷六）
    《武卫新建宣圣庙碑》：“吾卫庙学未立师弟子教学无所……乃以庙学告成请于上。”[9]（卷二十三）
    以上所引史料中的“庙学”分别指的是：处州路学，江阴州学、国子学、陕西等处转运盐使司儒学、藕塘里社学、吉水县学（吉水后改为州）、武卫军（元京师侍卫亲军之一）儒学。此外，据《山左金石志》，山东东路都转运盐使司下辖的19所盐场之一的西由盐场的儒学也称庙学。[10]（卷二十三）由此可见，元代庙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它几乎可以指元代出现的一切儒学。胡务“庙学即儒学”的提法是有道理的。而程、欧二先生所提出的“与地方学校不同的”“确确实实的庙学”，则没有史料证明其存在。
    为什么元代将儒学称为庙学？这主要归因于元代的儒学教育体制。据胡务考证，“庙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文学家韩愈所作的《处州孔子庙碑》一文中，文中有“惟此庙学，邺侯所作”[3]之句。据《崇仁县孔子庙碑》，唐开元（公元713-741）年间，“定孔子为先圣，庙而兖冕南面，每岁春秋祀焉，由是庙学之礼益备，凡有学者必有庙，示其尊也”。[11]（卷十五）可见，庙学之制起源于唐代，它是庙与学二位一体的有机结合。孔子庙是祭祀先圣孔子的场所，学校是传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地方，二者的合二为一是中国古代的儒学教育与重视祭祀的传统（“天下大事，惟在祀戎”）的结合，表明了唐以来儒学教育的初步完善。这种唐代出现的庙学，至宋代逐渐增多，并成为定制。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诏天下皆立学，于是“凡郡邑无不有学，学无不有大成殿”。[12]（卷三，“南安路大成殿记”）上述情况，可以从宋元的方志中得到印证，宋宝庆年间（公元1225-1227），庆元府（今浙江省宁波一带）所辖的三县学包括府学在内也全为庙学。[13]（卷二，“学校”）
    元代庙学如何？首先看一下元人对庙学制度的看法。元代著名教育家程端礼认为：“孔子庙遍天下，其制度沿革多有不同，然皆所以尊崇圣人而阐明其道，使君子小人有所瞻仰感化，同归于学则一而已矣。是故殿廷庑门有常度，容貌佩服有常仪，尊垒簠簋有常数，师弟子有常员，祭祀有常礼，苟奉天子之命，司牧民之寄者必有志于其间也”。[14]（卷五，“枣强县学修饰两庑及从祀先贤像记”）元著名文士，曾任国子祭酒兼翰林直学士的虞集认为：“夫庙无与于学也，然而道统之传在是矣，学于此者诵其诗，读其书，习礼明乐于其间，诚其道也”[9]（卷八，“新昌州重修儒学记”）上述看法反映了元人对庙学认识的深入。实际上，元政府对庙学的发展可以说是比较重视的，元代曾多次下达儒户免役和禁止骚扰庙学的诏令，南宋遗留下来的学田得到承认，南宋的一套学校管理和祭祀制度也得到继承和发展。这样，元代的庙学在前代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自国都郡县皆建学，学必有庙以祠先圣先师而学所以学其学也。”[9]（卷三十六“南康路都昌县重修儒学记”）而庙学之制“莫备于今，诏书屡下，风厉作成，视昔有加，可谓盛焉”。[15]（卷九，“义乌县学明伦堂记”）
    元代庙学的发展表现在庙学制度推广到更广阔的区域和范围。在以前庙学影响从未达到的边疆地区，一些庙学建立起来，如云南，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16]（卷一百二十五，“赛典赤瞻思丁传”）在距上京700里的诸王封地全宁路，泰定二年（1325年）“皇姑鲁国大长公主和驸马济宁王创建庙学”。[17]（四，“全宁路新建庙学记”）庙学在元代也推广到一些特殊的区域，如军队驻地、转运司治所、盐场以及乡里等等。当然，由于各地情况不同，有一些地区存在有庙无学的现象，如山西的潞城县，垣曲县等，但这些地区后来逐步建立学校，完善了庙学制度。[7]（卷二十八，“潞城修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