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程、欧二先生在《辽金元教育史》和《元代教育史》中有关庙学的观点，依靠的是《庙学典礼》卷一“官吏诣庙学烧香讲书”。现将四库全书本《庙学典礼》中的这段史料摘引如下。
    “各路遍行所属，如遇朔望，自长次以下正官同首领官率领僚属吏员，俱诣文庙烧香，礼毕，从学官主善诣讲堂同诸生并民家子弟愿从学者讲议经史，更相授受，日就月将，教化可明，人才可冀。”
    这则史料非常清楚地说明塑望讲书的地点是讲堂而非庙里。所谓“诣文庙烧香”，实际是到庙学的文庙烧香，也就是到路州县学的文庙烧香，然后至讲堂（一般称明伦堂）讲书。所以说它“是在孔庙中进行的”，“是一种类似佛教俗讲的教育形式”[22]（30） 是没有史料根据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现引绍兴路学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订立的《学式》中的“朔望讲书”来说明。
    （朔望）殿谒退，升明伦堂，诸司存官与乡之有齿德者列坐，诸生从其后，大小学生班立，推一人唱揖平身，鸣鼓，请讲书。朔旦教授升讲座，望日正录轮讲，另立于坐之西口，演绎经旨不用讲义，文字讲毕，大小学（先）讲所习四书命题，课口义、诗对，定其优劣，以示激励[23]（卷七，“绍兴路庙学图（至元壬辰重定学式”）
    这则史料除了说明讲书是在路学中进行以外，尚有二点值得注意：第一，朔望除了讲书以外，还测试大小生徒；第二，史料中未提民家子弟或一般老百姓听讲的问题。那么，朔望讲书是不是像程、欧二先生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类似于今天讲习班或讲座”的面向群众的教育呢？我看未必。庙学中讲堂的空间是有限的，如镇江路学讲堂（称成德堂）为5间；[14]（卷五，“枣强县修饰两庑及从祀先贤像记”）庆元路奉化州讲堂（称彝训堂）为5间，鄞县为3间。[24]（卷十三，“学校考”）参加讲书的诸官员僚属、乡贤、学官以及大小生员动辄百人，官员僚属、乡贤、学官要“以次列坐”，大小学生只能“班立”，即使这样，很多地方的生徒也不能全部容下，何况一般老百姓？况且讲书是学校教学活动的一部分，不是节日庆祝活动，它需要庄严肃穆，当时没有扩音设备，因此不适合更多的人参加。所以，元代史料中找不到有关一般百姓参加朔望讲书的例证。这样看来，元代庙学的朔望讲书不是面向一般百性的社会教育。如果说庙学多少有点社会教育的因素，这只能表现在庙学春秋二祀这样大的祭祀活动中，老百姓可以从“四方来观”并“失喜赞叹，以为衣冠礼乐尽在是矣”，[25]（卷三十二，“东平府新学记”）从中得到感染，受到激励，这与“社会教育”又差之甚远。
    其实，庙学的朔望讲书，每月二次，应是很平常的事情。讲书的不仅是学官，有时“所属上司官或省宪官至自教授学官暨学宾斋谕等皆说一书”。[18]（卷三十，“学宫讲说”）如定海县尹汪汝懋“旦望深衣幅巾，升堂行礼率逢掖士，召诸生亲为讲论道德性命礼乐之懿，申以孝悌揖让之义及正刑法度之详未尝少懈”。[27]（卷六，“定海县兴修儒学记”）由于地方官文化水平不一，能亲自讲论的不多，大多数只能听别人讲。即使这样，在听书的过程中也闹出一些笑话。如泰定元年（1324年）元政府开凿吴淞江，“省台宪僚咸集”。当时的治书侍御史刘泺源到松江府学，殿谒毕，学官詹肖岩讲书。这一年是闰年，他讲的是《尧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结果刘御史听后大不乐，申斥曰：“学校讲说，虽贱夫皂隶，执鞭坠镫之人皆令通晓，今乃稽算度数，何为？”肖岩由是“悒悒而卒”。[18]（卷三十，“学宫讲学”）
    朔望讲书对一些贤能的官员来说，还是体察民情，交流感情的一种手段。至顺二年（1331年）庐江县尹成克敬“祗谒先圣先师，退即明伦堂，教官以下以序列坐，历问风俗臧否，吏民所疾苦，今古贤士孰贵孰孝”。[26]（卷十一，“卢江县学明伦堂记”）另外，这一活动给了学官通过讲书讽议时政的机会。至元十六年（1297年）有分宪老老公到某地“以复熟粮为急”，学官陆宅之讲省刑罚，薄税敛，使老老公“色变而作”。在“钱先生伯全父（疑有衍字）作训导时，行刑官至”，他讲恤刑法，讲毕，行刑官则“称赏不已”。[18]（卷三十，“学宫讲说”）
    最后，朔望讲书还有议事的功能，特别是有关庙学整修、增建或收复被侵学田、学产等大事。一方面地方官在殿谒时看到庙学弊坏，劝学官修整，并讨论修缮和筹集资金的办法；另一方面，学官也趁此机会向上级请求帮助和支持，这样的例子很多，兹不再列举。
    元代随着庙学的推广，庙学合一的教育体制得到完善。元中后期，庙学出现了重祭祀，轻教学的现象。为此，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尖锐的批评。身为学官的朱德润认为：“庙祀盖始于梁世，用浮屠之法，近代因之，恬不为异。今则典学者以修造祠像为先务，而以教养次之，是可嗟也”。[28]（卷四，“送长州教谕序”）元荆门知州聂炳批评说：“世之所谓兴举学校者，不过丹护庙貌，粉泽虚文，鄙俗相侉，若浮屠老氏这所为，谬谬然号于人曰报本云者，岂知本哉？[19]（聂炳，“刘侯兴学记”）元辽阳行省参知政事杨仁风也对元代惟庙貌精舍之惟严，丁祭朔望之惟谨表示忧虑，认为如果这样下去，“中人之材三年能有成乎”？[7]（卷二十九，“瀛路斯文楼记”）然而这些批评并没有改变元代庙学重祭祀的情况。元中期，很多地方的庙学置大成乐，设专门的乐户或训练乐主在祭祀的时侯演奏，于是庙学祭祀之风更甚。整个元代，这种情况都未改变。洪武三年，明太祖即下诏令，停止庙学的春秋祭祀（后来又恢复），朔望讲书也改为考查生员射箭水平的活动[19]（卷一，“国初学制”），这应该是对元代庙学弊端的修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