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族与宗教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处理好这一问题，就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处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在其边疆制造危机，同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自辛亥革命起的转型持续不断，加之国际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鼓荡，在封建时代实行的“齐其政而不易其俗”与羁縻怀柔的民族政策，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提倡的民族平等思想，已成为历史潮流，任何后来的统治者不敢公然抛弃。北洋政府及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在法律上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但在民族与宗教政策的具体实践、理论发展与创新上甚少建树。其具体表现，诚如国民党元老张继谈到开发西北问题时所说：“民国以来，我国的国是即已错误，就是‘抛弃边疆’（这是我新倡的名词），因为仍沿用从前的方法，视边疆为戍地，是犯罪人充军的地方，边疆之官吏，是内地用不着的，始教他们到边疆去。”（注：张继：《开发西北问题》，《开发西北》（南京），第1卷第1期，1934年，第6～7页。）这是极其生动的写照。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入深感生存空间的重要性，日益重视边疆问题，于是，开发西北呼声日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边疆地区多为少数民族，因而民族与宗教问题显得突出。如何团结边疆少数民族，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西北在这一问题上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黄慕松曾说，“吾国为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俱为构成中华民国之一份子，年来国难益趋严重，尤深感总理所昭示之民族问题之重要”，而“西北为各民族聚处之地，汉、满、蒙、回、藏五族，并而有之，不啻五族共和之缩影，吾人若徒坐言民族问题则已，否则西北实为起行解决民族问题之理想场所，如何融洽，如何提携，如何齐一步伐，共同努力于国家之统一与富强，非到西北去，既不免有顾此失彼，隔靴搔痒之诮也（注：黄慕松：《西北文物展览会与开发西北》，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8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0年，第188页。）”。但是，真正要认识西北，乃是一件坚苦卓绝的事业，所以，揆诸事实，“九·一八后，开发西北声浪忽高，然真正能作实地考察者仍不多见，或虽实地考察，而能作真确之见解者尤不可多得”（注：马霄石：《开发西北之先决问题》“题词”，第2页。）。甚至有一些国人，到了西北，“态度骄傲，俨然以有大国民风度自居”，对西北人“处处鄙薄，处处讥笑”，当地人忿然指出：此“殊非以开发西北自命的人应有之态度也！须知西北，是中国之西北，并非西北之西北，西北落后，是即中国落后！”况且中国并非仅仅西北落后，“同时再看看全中国之景象若何？”（注：旱：《读鲍希初西北旅行记后》，《生存》（兰州），第1卷第19期，1932年8月，第4页。）
    与此相映照，有一些深怀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国人，立言立说，均较严谨，不为虚妄之论。在开发西北思潮汹涌之时，大凡注重西北民族与宗教问题者，一般都亲身到过西北，就近观察西北实况的人。这些人分为三类：一是曾经从政西北的人士，二是到西北考察过的人士，三是西北本地人士。由于身临其境，他们的言论，能抓住西北问题的要害，比较公允、客观。归国华侨、女飞行家林鹏侠女士，只身赴甘肃、青海等地考察，对当地人民充满同情之心，她赞赏蒙藏民族说：“蒙番颇尚义气，聚族而聚，互相往来，强弱相扶，守望相助，疾病相维持，绝少纠纷之事，大有合群之精神。独我汉人好起口角，散沙之诮，其斯之谓欤”，“可见蒙、番非不可教，特为无人为之导耳。以如此活跃天真之民族，苟能推进文化，振奋教育，开通智识，改良风俗，于开发西北得其合作，必可事半功倍者也。”（注：林鹏侠：《西北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应该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能够像林鹏侠那样以个人力量考察西北的国人极微，大多有政府或各种团体的支持。但不管凭借何种机缘，这部分国人，本着“同情西北，爱护西北的观念”（注：郭维屏：《如何考察西北》，《西北问题季刊》（上海），第1卷第4期，1935年8月，第31页。），为了国家的统一与繁荣，对西北民族与宗教问题有所认知，虽然他们的见解不一定都正确，却也不乏真知灼见。此乃近代国人认识民族与宗教问题链条上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