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论者指出，西北边疆教育不同于内地教育，应注意其特殊性，“应以甘肃学院为中心，一方面从事于边疆教育之实验，即在此种种研究试验之中，养成中小学所需之教师。中国内地教育模仿欧西，以已具画虎不成之局面，边疆教育若再依样葫芦，恐犬且不类，贻害更大。况对于少数民族之教育方针，或使应完全同化于汉人，或者可以发扬其固有文化之一部，或者竟须利用其固有文化之全部，以补汉族文化之缺陷，是必俟详细虚心讨探，而不容主观武断者也。次若宗教信仰、语文教学等等设施，皆须经长期之试验研究，务使一方面不致有被压迫之感，一方面同为中华民国努力求讲（注：庄泽宣：《西北视察记》，见宣侠父著，达浚、宗华点校：《西北远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232页。）”。此言论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置于平等地位，研求取长补短之道，完全是诚恳的探讨的语气，论者本身并无歧视少数民族的意味。曾在甘肃、新疆等地实地考察，撰有《西北丛编》。在邵力子主政甘肃时任民政厅长的林竞亦认为，西北各民族在“种教纷歧”、“特性不同”、“利害互异”的情况下，欲使各民族产生“共存观念”，发扬“固有美德”，“端赖夫教育，然以今日一般之教育制度与方法，实施之于西北，不特成效难睹，窃恐杆格不入，转生窒碍”，因此，主张对西北“应实行特殊教育”（注：林竞：《对于西北应施行特殊教育案》，《开发西北协会第一届年会报告书》，南京，1933年，第40页。）。
    民族教育的主要内容与主导力量，林竞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尊重各民族之固有特性，并益发扬之”；“尊重各民族之文字，并利用其文字，以灌输各科知识”；“对于西北汉民于国文国语之外，必须选修蒙回藏文字之一种，对蒙回藏民，亦须以国语国文为必修科，俾彼此之间情意易于沟通”。第二，树立国内各民族同属于中华民族的意识与国家观念。“灌输民族思想，使其明了整个中华民族之意义；关于应用于西北教材之编制，应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支柱（纵的），以各民族之固有精神为从（横的）。”第三，“特别注重自然科学，及职业教育，以减少其过分之迷信，增加生产效力”。林竞还主张，政府应在民族教育中发挥主导作用。“对各民族一律实行五年强制义务教育”；“对于蒙藏人，由政府命令各寺院教长及各盟旗长官各部落千百户长，设立学校，教授喇嘛及俗人，此后凡未受教育者，不得为喇嘛”；“政府命令回教各清真寺，依照规定之学校组织，设立学校，惟新疆缠回语文风尚均与其他回民不同，须另编教材以便教授”；“由教育部设立西北教育委员会专负进行一切与指导监督之责”（注：林竞：《对于西北应施行特殊教育案》，《开发西北协会第一届年会报告书》，南京，1933年，41页。）。
    2、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论者大都注意到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重要性。刘镇华认为，中国人民向无宗教偏见，“民国以还，五族久称平等，尤应对各教之各别习惯，特别尊重，以示汉人绝无蔑视他教之意，免致发生误会”（注：刘镇华：《开发西北计划书》，戴季陶等：《西北》，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3年6月再版，第318页。），但同时强调，要明了“宗教与国家民族之严正分别”（注：刘镇华：《开发西北计划书》，戴季陶等：《西北》，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3年6月再版，第319页。）。林竞亦分析说：“西北疆域辽阔，种教纷歧，彼此之间特性不同，利害互异，冲突之事恒所不免，流弊所至，足以动摇国本，谈国事者竞言开发，冀收共济之功，然病根不除，治丝转恐愈棼，查总理遗训在合各民族以造成一强固之中华民族，揆此意也，即各民族之特性，似未许其永远存留，致为合作之梗，而同时总理则又主张扶持弱小，俾各族有充分自治之表明，是各族之特性，固又未许其泯灭也，然则总理之意究何居乎，夫强邻环伺，非团结无以共存，故凡为共存之梗者，必须铲除净尽，以谋意志之统一，此前意也，习惯风俗、宗教信仰、因地制宜，无关宏旨，应许存在，各遂其生，此后意也，二意已明，斯知并存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矣。”（注：林竞：《对于西北应施行特殊教育案》，《开发西北协会第一届年会报告书》，南京，1933年，第21页。）杨劲支亦持此观点，他说：“凡去过西北的人们，总感觉到回、汉两族，因为宗教、习俗、服饰、饮食、婚姻等的不同或是不能相通，是两族间的一种障碍，其实这类的事情，如果能够各行其是，彼此不相干涉，也就没有什么了不得。……要是医治的话，单靠政治的力量，收效总是不很容易，因为政府只能用教育的力量去潜移默化，决不能够实行强制的。”（注：杨劲支：《调和西北回汉民族感情的要点》，《陆大月刊》（南京），第2卷第9期，1936年9月，第10页。）所以，他认为在宗教问题上，“最要紧的一点，信教虽然可以自由，如果毁谤别人的宗教，却不能够自由的”，西北“回汉两族的人们，要想彼此相安无事的话，切记不要再去任意毁谤别人的宗教”（注：杨劲支：《调和西北回汉民族感情的要点》，《陆大月刊》（南京），第2卷第9期，1936年9月，第11页。）。
    虽然论者均主张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但他们觉得，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中的某些成分落后于时代，阻碍民族的进步，因而主张对其进行渐进慎重的改革。马鹤天认为：“今欲开发西北，使各民族文化增进，必须限制宗教，破除迷信。然此非短期内所易为力，且决不可骤进，宜因势利导，逐渐限制，以免欲速不达。”（注：马鹤天：《开发西北的步骤与方法》，戴季陶等：《西北》第79页。）杨劲支指出：“西北人民，信仰其固有宗教，较之服从法律，尤为尊重。故政治设施之际，于其宗教，决不容有丝毫之诋毁，必俟其智识发达以后，自然抛弃其迷信，再从而开导之。”（注：杨劲支：《建设甘宁青三省刍议》，南京，京华印书馆，1932年8月，第10～11页。）另一论者在论述建设青海时，明确指出了改革宗教的必然性。他说：“宗教之立，为太古愚民行之者，二十世纪来，因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之发达，民族昔视为神秘之问题，今皆陆续得以解答或推翻，人智亦愈高，非宗教仪式所囿拘，观于近世各民主国脱离宗教之多，即可知经济状况及政治情形之改变。青海既有建设之决心，一洗昔日之旧习，则政治经济社会之转变，宗教被其革除，意中事也。”他甚至有些赞赏苏联控制下的外蒙改革宗教的举动，“毁教寺为学校，佛刹为会堂，严戒喇嘛还俗，使之修路作工，此虽帝国主义之苛烈，非吾人所敢赞成，然对于扶助弱小民族，从而除去其民族障碍之宗教，吾信世不吾言罪。”因为人民对宗教“信仰甚深，虽以官厅之嚣嚣，不及彼之一唱”，且尚有其他种种阻碍民族进步的弊端，他认为：“改革宗教，为民族上进之先声也。”但是，他仍然强调：“然千年积习，难改一朝，可以乐成，不可虑始，偏查舆情，必当促其心理加以改良，求其改革宗教之恶劣，而存其信仰上之善利，是建设青海之以教育为重异于他省也。盖骤然除之，恐有激变之患，故慎宜注重。吾之为此言，以明宗教在一般人信仰中，印象甚深，且为民族团结之基础，故宜加以改良，而一切不合人道之举动，及阴人思想之言论，当极宜消除之也。”（注：田生兰：《建设新青海刍议（续）》，《新青海》（南京），第5期，1933年3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