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各方都说自己在“保卫宪法”，都想以这一点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这在当时，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欺骗作用，甚至在今天，它也可能迷惑一部分人。其实，“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25）不管资产阶级的哪一个人或哪些代理人争得了权利，他必然要服从和表现资产阶级的意志。这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权利之争的最终归宿。
    1937年春、夏美国政界那场争论，还涉及到“法治”与“人治”问题。这也是被资产阶级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之一。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审查“1392号法案”的报告中声称：“拥护法治的政府，而不要人治的政府”。罗斯福则说：“我们需要我们的法院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25）实际情况是，最高法院和罗斯福都在搞“人治”。最高法院对同一项法律，或者性质相同的法律，居然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最为典型的是它对“新政”两根“支柱”的态度。最高法院曾以“全国工业复兴法”授权范围太广，总统越权改变全国经济生活，总统不能管理州际商业（贸易）为理由，判决它违宪；同是这个法院，时隔不久却又承认“瓦格纳法”及与“全国工业复兴法”内容相关的法律有效。最高法院又曾以宪法未授予联邦政府“农业管理权”为理由，宣布“农业调整法”违宪，而当1938年国会通过了新的“农业调整法”，最高法院却认为它并不违宪。作出这种判决的法院，当然不是什么执行“法治”的法院。首席法官休斯的一段自白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在宪法管束下生活，然而法官的口谕就是宪法。”（26）这句话把资产阶级“法治”的虚伪性，暴露得淋漓尽致。最高法院在判决一些“新政”立法违宪的案例中，常常出现六对三或五比四的表决，这说明法官们对宪法的解释是不相同的。对宪法的不同解释，以及一项立法是否违宪，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官本人的态度为转移的。这又说明最高法院是在搞“人治”。一位美国学者指出，不受舆论和党派的影响，不受其它政府部门强制性压力，能“公正”解释宪法的法官，“上帝并未任命”（27）。
    同样地，罗斯福也不是在搞“法治”。在美国历史上，一个总统从来没有任命一个在政治反对他的人当法官，总是以政治观点相近作为任命法官的主要条件。美国总统毫无例外地通过任命新法官来贯彻他的主张，表现他的意志，罗斯福为什么从“增派”新法官入手？不正是因为他在第一任期内没有任命过法官、而想通过任命新法官来推行“新政”么！从某种程度上说，罗斯福与反对者争斗的焦点，就是由谁来控制最高法院。在这里，“法治”掩盖着“人治”，“法治”口号是争权的托词。
    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人治”意味着什么呢？“这些个人通过法律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使其不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单个人的任性所左右，这一点之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如同他们的体重不取决于他们的唯心主义的意志或任性一样。他们的个人统治必须同时是一个一般的统治。他们的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28）无论资产阶级标榜“法治”，还是搞“人治”，都是为了资本的统治，“任何法律都不能限制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29）所以，罗斯福的“法院改革”，以及“法治”与“人治”之争，是统治阶级进行的一次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虚伪宣传。
    国家问题历来被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弄得混乱不堪，“这个问题所以被人弄得这样混乱，这样复杂，是因为它比其他一切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30）。列宁的这句话很能揭露美国1937年春、夏那场争论的实质。
    自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统治阶级内部为如何对付危机产生了处置方法上的分歧。由罗斯福的“法院改革”所引起的争论，是两种处置方式分歧的反映。最高法院的大多数人，被罗斯福叫做是“生活在马车时代”的人，他们按“马车时代”的方式来处理“工业时代”产生的问题。最高法院否决“新政”立法的武器之一是，“总统无权管理州际商业”。如果一个美国总统无权管理州际商业，那么，美国是一个“联邦”国家呢，还是各自独立的州？制订宪法时所指的“商业”，是单纯的成品贸易呢，还是应当包括商品制造？而商品制造仅仅包括马车、马掌之类的商品呢，还是应当包括那时尚未出现的无线电、汽车、飞机等等？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空前严重的年代，一个美国总统如不出面干预“州际商业”，将会出现什么状况呢？这些，都是罗斯福及其支持者在论战时经常涉及到的问题。罗斯福从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竭力反对法官们的守旧思想，尽管法官们自己认为是在“保卫宪法”，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从历史角度看，两种处置方法的分歧，是有是非之分的。罗斯福的政治眼光，显然比“九老院”中的那几个人深远得多，也比资产阶级中抱残守缺之辈高明得多，因此，虽然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人反对“法院改革”，但是他们理解罗斯福的“新政”，他们在事实上是支持“新政”的。罗斯福“打赢了那场战争”，罗斯福的“新政”得以推行，足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同时也说明谁在忠实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统治，研究美国历史上的这段插曲，不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