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夫的来源构成上，与国内其他任何城市都有所不同的是，北京城市的人力车夫始终都主要是以本城市人口为主。见表1。
    表1北京与其他城市车夫的来源构成比较（单位：%）
    来源杭州南京上海北京成都
    城市42.0343.04297637.86
    农村57.9756.96712461.14
    资料来源：蔡斌咸《从农村破产中挤出来的人力车夫问题》，《东方杂志》，第32卷第16号；（法）谢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参见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173页；言心哲《南京1350人力车夫的生活》，《中央日报》（南京）1934年6月25日；邓士华《成都市人力车夫生活概况调查报告》，《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期刊》（1933年）第40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除北京外，其他城市的人力车夫绝大多数都是以外地农村来者为主。只有北京，城市人口所占比例占了绝对多数。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建国后，而且越到后来越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直至解放前夕，北京的人力车夫中竟有90%以上为城市居民，只有10%是近一二年来由农村来的“农民”（注：张宝莉《旧京的三轮车夫与洋车夫》，《北京档案》1999年第7期。）。这些由城市居民所构成的人力车夫中，除了一般的普通市民而外，更有许多是“北京时代的政客，与前清的秀才举人，以及旗人的公子哥儿，为生活所迫，干这行的”（注：吞吐《北平的洋车夫》，王彬、崔国政辑《燕京风土录》，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538页。）。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是与北京城市的特性及城市社会转型对北京的城市社会结构所造成的严重冲击密不可分的。
    作为封建王朝的首都，北京城聚集着大量具有特权且不事生产的纯消费人口，他们依靠封建政权通过行政力量从全国各地掠取的资源得到供养。但是，随着城市的社会结构由传统的等级职业结构逐渐向现代的功能职业结构演变以及清王朝的最终灭亡，其特权地位也因而丧夫，在谋生乏术的情况下，不得不以拉人力车为最后的归宿。这一点，在旗民的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北京居住着大量属于特权者的旗民，他们聚居于京城，不事生产而坐享俸禄，并且“清代八旗子女那时有个规定，即不能种地、经商，不能随便离京40里定居，只能做官、当兵”（注：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志》，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02页。）。但是，辛亥革命以后，旗人的特权随着清王朝的垮台而被废除，其俸禄因而也被取消，普遍面临贫困化的他们要在城市中谋取一份职业并不容易，因为那些入城农民求职的困难、障碍对他们来讲也是存在的，因而“辛亥革命后……这些人便只好去拉洋车”（注：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志》，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02页。）。旗人在人力车夫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十分庞大的，据李景汉的调查，20年代由旗民而来的人力车夫有1310人，占全部车夫总数的20%。同时，他又认为，实际上的由旗民而来的人力车夫数目远不止此数，因为“车厂主人不准知道旗人数目若干，旗人自己又多不肯告人自己在旗。因为原皇族，现在落到拉车地步，颇以为耻”（注：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社会学杂志》1925年第2卷第4期。）。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北京还有“谋生乏术之旗妇，黄昏后，衣男子装束而拉车、冀得一二十枚铜元者，亦屡见不鲜”（注：《北京人力车夫之现状》，《申报》1924年4月12日。）。北京的这种旗人妇女假扮男子拉车，在全国也恐怕是绝无仅有。
    受民国以后全国及北京政局动荡的影响，北京城市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极不稳定，许多城市平民如小商人、仆佣、摊贩、商店的雇员、其他的苦力以及士兵、警察都随时徘徊在失业边缘。一旦失业，则很难维持生存，只要身体状况还不算太坏，其中很多都不得不靠拉人力车为生。正如老舍所说：“被撤职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注：老舍《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而且，由于拉人力车简单易学，不需要特别的技术；收入较其他苦力稍好，其劳累度也比码头搬运工小一些；这一职业也不象其他旧式职业那样具较严格的封闭性，只要有拉车的体力，都可以来做。所以，“穷苦百姓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没有事干，大半去做车夫”（注：《新青年》第7卷第1号。）。
    三
    与其他城市相同，北京的人力车夫中也有拉包月和拉散坐之分。所渭拉包月即为人所雇请专拉私家包车，拉散坐即为在大街上自由拉客。由于拉包月的车夫数量较少，且散入各家各户，在当时也一般都未列入到相关的统计或调查之中，因此本文的北京人力车夫分析也主要是针对那些在全体车夫中占绝大多数的拉散坐车夫。
    一辆人力车的造价虽然不象汽车那样绝对地高昂，但是对几乎一无所有的车夫们而言，那也是非常贵的。据调查，20年代北京的7万人力车夫，“内中间有自置车辆者百人中只有一二”（注：《北京人力车夫之现状》，《申报》1924年4月12日。）。因此，绝大多数车夫都是向车行租车。在租车手续上，“赁车人与车厂熟识，没有什么手续”。但是，如果是第一次租或车夫与车主不熟，则“需要铺保或者人保，才能赁得车子”（注：《洋车夫的生活》，《市政评论》，1935年第3卷第20期，第21页。）。至于车租，一般是随行就市，或高或低，历次调查的金额都有所不同。1928年前后的车租平均每日30枚（注：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所1928年版，第614页。）。另据30年代中期的调查，车子租价好车每天需2角钱，其次为80枚、70枚、60枚不等，最少是1角钱（注：《洋车夫的生活》，《市政评论》，1935年第3卷第20期，第21页。）。一般来讲，新车或车况较好的车租金较贵，反之较便宜。不过，车况好拉到的乘客也要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