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力车夫家庭的食物支出所占比例最高，而杂项支出却最少，家庭平均一年支出生活费总额，除比北京挂甲屯近郊农民高外，其生活水平不仅低于其他一般工人、手工业者家庭，甚至低于许多农民家庭。
    在常常处于收不抵支的境况之下，有家庭的人力车夫，无论是在吃、穿、住各个方面都是很差的。就吃而言，北京人力车夫的饭食“以棒子面为主，能做窝头，也可以贴饼子。大米饭不大常吃，每年偶尔也许吃几回。白面也不常吃，为了他们吃不起，没有富裕的钱”（注：《行》，《市政评论》，1935年第3卷第20期，第21页。）。其居住，“平市洋车夫居住的地方，没有一定的区域，是散在城内外各处大杂院里，每个院子要起码有四五家，也许是十几家居住”（注：《行》，《市政评论》，1935年第3卷第20期，第21页。）。
    与有家庭的车夫相较而言，单身人力车夫由于收入相同而又没有家庭的负担，其生活状况要好一些。据统计，当时北京人力车夫个人全年生活费用总数为96.96元（注：蔡斌咸《从农村破产中挤出来的人力车夫问题》，《东方杂志》第32卷第16号，第38页。），而上文所录对人力车夫家庭的调查显示，有家庭的人力车夫全家生活费用总数才202.92元。
    当然，较之有家人力车夫而言，单身人力车夫的生活质量并未与他们在这方面所支出的金额成正比。以单身车夫的吃饭言，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家，所以绝大多数的一日三餐都是在街上随便吃的。这样一来，花费就比在家吃的车夫要昂贵一些。其原因，据陶孟和的调查分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拉车为苦力生活，非有较强之气力，不克为之。是以人力车夫必须得有充足之食物，其品质亦须佳美，故其价昂贵；（2）街市上饭馆所售卖之食品，恒较家人所做者为昂，饭馆为营业性质，除应有之开支外，尚须谋利，故车夫在街市中之食品费较多；（3）市上食物，罗列精致，枵腹苦力之车夫，触目垂涎，尤以手中钱财充足时为甚。其结果车夫在街市中常须多费金钱购买食品（注：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78页。）。在同一调查中，通过对36个人力车夫的食品费用分析，平均下来每餐在家吃只要花0.06元，而在外面吃，却要花0.11元，其价几乎昂一倍（注：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78页。）。此外，单身人力车夫的各项消费中由于各种原因而有人力车夫家庭所没有的额外支出，比如有家的人力车夫，其衣服、鞋袜都可以自己缝洗、修补，而这些却是单身人力车夫必不可少的消费支出。
    虽然单身车夫收入较高，“于食宿之外，本有余资，以事储蓄”，但是，“惟此等车夫，于休息之时，无合宜之娱乐场所及住处，光阴多消磨于不正当之场合”（注：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所1928年版，第621页。），如赌博、抽大烟等，其中，尤以嫖娼最为盛行。由于单身人力车夫普遍正当壮年，而又娶不起妻子或妻子长期不在身边，个人的自然生理需求便很难通过正常的途径得到满足，“所以劳动者要满足他们的性欲，不得不去宿娼”（注：唐海著《中国劳动问题》，光华书局1927年版，第11页。）。而在当时北京畸形繁荣的城市里，针对不同层次市民的不同需求的各等娼妓都是非常发达的。虽然“各娼妓院，习尚不同，情景各异”，但是其中又都是“容留劳动者的娼妓，最为发达”（注：唐海著《中国劳动问题》，光华书局1927年版，第12页。）。北京专为车夫等下层劳动者服务的下层妓院集中地带就有香厂后营、小罐胡同、黄花苑、四圣庙等处。
    1949年以后，随着人力车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一种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职业，人力车夫也逐渐成为历史的名词。但是，通过对北京人力车夫在来源构成、车夫的工作及其生活的分析，又可以透视出北京城市结构、功能早期现代化转换的迟缓，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北京下层劳动人民所经历的艰辛、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