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分离政策，即德语“abgrenzung politik”。abgrenzung字面含义是“确定界限”[7]（第7页）。为了防范与联邦德国交往给民主德国造成的生存威胁，民主德国有意突出和扩大两德在各方面的不同，以在两国差异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德国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实质上，民主德国的目的是实现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永远分裂，即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而，本文将民主德国的“abgrenzung politik”意译为“分离政策”。在两德关系方面，统一社会党政府一方面充分利用两德合作的好处，一方面尽量削弱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公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此还采取了阻止两德人员来往、限制两德经济关系、强调民主德国主权地位以及塑造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等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限制两德人员往来：在《基础条约》签署后，两德人员来往更加频繁，从1969到1980年，访问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人数增长了158％[8]（P.69）。随着民间交往和交流的增多，两德人民了解增多、情谊加深，民众的联系也使民族联系得以保持， 联邦德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也更为民主德国人民所了解，而这些都是主张两族论和反对德国统一的民主德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此外，民主德国也需要对两德人员来往的经济后果进行干预，因为联邦德国公民的大量涌入会使货物供应更加紧张，并会扰乱货币秩序。虽然保持两德人道联系得到了有关条约的法律保障，但在实施过程中，民主德国可以采取种种合法措施来施加限制，其主要手段是：（1）通过申请程序对人员进行选择性的限制。在前往联邦德国之前，民主德国公民需要向国内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得到批准的多为退休者或政治可靠者，在涉及国家机密部门工作的人员被禁止前往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公民申请前来民主德国的程序也比较复杂，如必须提供一份有关“特殊家庭事务”的探亲证明，并要得到民主德国亲属的认证。通过申请程序，民主德国官员可以拒绝不受欢迎的联邦德国公民入境。（2）通过提高入境货币兑换额限制来访的联邦德国公民数量。在《基础条约》签订后的1973年，访问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人数从1972年的1 540 381人猛增至2 278 989人。为了限制联邦德国人入境的大幅度增长，1973年11月5日，民主德国将原定每天10联邦马克的入境兑换额提高到20联邦马克， 并取消原来的退休者入境不需兑换的规定，这使1974年来访的联邦德国人数降至1 919 141人[9]（P.94,95）。
    限制两德经贸关系深入发展：从1949年起，两德的经贸合作就一直存在，从70年代起两德的经济关系发展更加快速，如1970年两国贸易额是45亿联邦马克，1979年增长到99亿，1982年则达到141亿[10]（第252页）。尽管民主德国从两德经济关系特别是联邦德国的优惠政策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但民主德国并不愿过多地依赖联邦德国，如80年代中后期民主德国的经济形势恶化，统一社会党政府仍有意减少对无息透支贷款的使用，1984-1986年使用额不足最高额的1/3，而1981年使用量是80％，1983年是71％。民主德国领导人还限制两德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直到1987年民主德国还限制和联邦德国建立合资企业。为了避免形成对联邦德国经济的依赖，民主德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最积极的提倡者。此外，民主德国还努力提高自身的经济竞争力。
    建立民主德国独立的国家身份：20世纪5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就试图获得与联邦德国平等的国际地位。在法理上，民主德国认为德意志国家随着希特勒政权的溃败而灭亡，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在德意志领土上建立的两个新国家；因而，两德都拥有德意志国家的部分继承权，两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德国也需要通过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来巩固其国家地位。两德建交后，统一社会党政府仍然努力争取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因此，民主德国极力否认德国问题的存在[11]（P.97,98），主张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发展两德关系，反对联邦德国统一全德的要求。民主德国还彻底删除了法律文件中的德国统一目标，如1974年新宪法和1976年的统一社会党新党纲都去掉了对德国统一问题的规定。此外，民主德国还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的主权国家地位，与《基础条约》内容相违的是，民主德国在联邦德国设立的是驻外大使馆，隶属外交部，还极力强调其单独的国籍，反对联邦德国坚持一个德国国籍和在第三国援助民主德国公民。
    塑造民主德国独立的民族身份：建国初，国家的分裂没有动摇德意志人的一个民族信念，民主德国一度积极争夺德意志民族的正统继承权，积极争取德国的统一，强调自己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保卫者，指责联邦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出卖民族利益。依据自身情况，民主德国哲学家阿尔弗莱德·科森还从阶级结构角度论证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在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民主德国是民族利益的“惟一代表”以及民族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社会[12]（P.25）。20世纪60年代，面对联邦德国大联合政府的外交攻势，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有所调整，开始采取一些扩大民族分裂的防守措施。为了反对勃兰特通过加强民族联系来实现德国统一的意图，民主德国开始否定一个民族理论，1970年1月15日，乌布利希在记者招待会中以两德不再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要求建立国际法中的两德关系，以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民族来拒绝两德统一[13]（第175页）。在1971年7月的统一社会党“八大”上，新上台的昂纳克对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作出了更大的调整，提出在民主德国正在形成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和在联邦德国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的“两个民族理论”[14]（第600,601页）。然而，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联系难以很快地人为消除，为了取得群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昂纳克也不得不对其两个民族理论加以调整。1974年，在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第13次会议上，昂纳克指出：民主德国公民的国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族是社会主义民族、民族性是德意志。
    为了将两个民族理论变成现实，民主德国极力消除公民的德意志民族意识。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去德意志化”政策，如将大多数机构组织名称中的“德国”改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连民主德国的国歌也因歌词内容有“德国，统一的祖国”而被禁止演唱，改为以演奏或哼曲的方式表达。此外，民主德国试图建立独立的民主德国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昂纳克上台后，他采取了加强执政党的领导、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改善政府与宗教团体之间关系等等政策，目的是通过加强政治控制和改善社会、经济状况的措施来增强群众对政权的认同感，从而接受政府的民族政策。昂纳克还利用民主德国在各方面的成就来促成公民对独立的国家、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如：以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成就来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感；以民主德国在苏东集团的经济成就和地位来形成公民的民族自豪感；以民主德国超过联邦德国的历史进步性来强调公民对民主德国独立身份的认同感。因体育竞赛方面的成绩显著，民主德国还利用体育成就来提高公民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15]（P.539-545） 此外，民主德国还努力强化公民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认同，积极推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系的发展。80年代，民主德国的学者们还提出了德意志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试图在德意志、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民主德国民族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