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面对联邦德国的实力优势和外交攻势，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最初，昂纳克的这一政策确实使民主德国成功地经受住两德交往带来的挑战。然而，1990年德国快速统一显示，这一政策并没有最终解决民主德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反而加速了其消亡。
    在昂纳克执政早期，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在两德交往开始后，民主德国一直对联邦德国保持高度的警惕，在与联邦德国开展合作的同时，还推行了限制两德交往和扩大两德差距的政策。两手政策使民主德国经受住了两德关系正常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在1989年苏东剧变前，民主德国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乱，也没有出现难以控制的移民潮，反而还从两德关系中获得了许多利益特别是经济好处，如仅1985年，民主德国就从联邦德国政府和过境的联邦德国公民那里获取了9.28亿马克的收入[4]（第197页）。此外，在两德关系正常化后，联邦德国放弃了坚持惟一代表权的“哈尔斯坦主义”，从而使民主德国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而且，两德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维护两国之间以及欧洲的和平局面。可见，两德交往不仅没有直接危害民主德国政权的稳定，还促进了民主德国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昂纳克成功的基础却是德意志民族分裂的扩大，民族分离主义政策使两德人民之间的民族隔阂进一步加深。从20世纪60年代起，民主德国政府就有意识地强化公民的对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的认同，新的国籍法是在政治上确立民主德国公民不同的民族身份，两族论和社会主义文化概念是要塑造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身份。尽管两德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会导致巨大的民族差异很快产生，民主德国最终也没有建立一种统一而清晰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感，但统一社会党政府有意识地强调两德的差异和所谓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感，确实也能对民族意识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然而，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德国长达40余年的分裂局面在1990年结束。民主德国的消亡和德国的快速统一显示，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是统一社会党政府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在世界日益走向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民主德国无法切断两个德意志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建立独立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十分担心两德人民直接接触增加的“不良影响”，从而千方百计加以限制，但联邦德国往往利用经济手段迫使民主德国放松对人员交往的限制。如为了续签1975年到期的无息透支贷款协定，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的放宽入境兑换额的要求让步。而两德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等使新的民族意识难以在民主德国形成。70年代初，民主德国官方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最初并没有获得民主德国人民的普遍认同，有的人还发出“难道我不是德意志民族”的质问，一些民主德国群众不愿意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将两个德国的运动员分为两个代表团[12]（P.96）。因为否定德意志民族属性不为群众接受，1974年昂纳克承认民主德国人的民族性是德意志，从而放弃了在民族问题上彻底的“去德意志化”。为了不再纠缠于复杂的民族问题，昂纳克还强调“历史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但是，分裂国家的民族问题并不因一方的否认而得到解决，两德交流与合作也使分裂的德意志民族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80年代中后期，为了通过历史联系和民族自豪感来保持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革潮流下的稳定以及顶住苏联的改革压力，统一社会党政府在外交上更重视联邦德国的援助和两德的友好关系，在内政上开始重新评价历史[12]（P.131），而两德纪念共同的历史人物马丁·路德等使民主德国出现了重新关注民族问题的情况[16]（P.90）。因而，尽管民主德国公民的民族认同存在模糊、复杂化和多样化等问题，但统一社会党政府也未能建立独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所以，尽管分裂达40多年，但两个德国的人民在文化、语言、宗教乃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共同的历史渊源是无法改变的。两个德国的统一何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实现，这也正是一个重要原因[17]（第17页）。
    其次，统一社会党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极大地削弱了统一社会党的执政基础。由于高估了联邦德国的威胁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民族分离主义政策，这使其失去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力量的忠心耿耿的支持。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政策是将民主德国在民族问题上的话语权拱手相让，从而使联邦德国真正成为德意志民族的“惟一代表”。直到1989年动乱前夕，民主德国在民族问题上还是延续70年代以来的政策。1989年夏，由于难以控制的移民潮不断涌现，昂纳克被迫下台，继任的克伦茨政府不得不逐渐放宽旅游限制，并于11月9日宣布出国旅行和移居国外可以经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柏林（西）之间的所有边境站出境[18]（第156-161页），这意味着开放了柏林墙。在柏林墙开放和倒塌后，两德人民的德意志民族情绪高涨并使事态的发展变化很快超出了统一社会党政府的控制。统一社会党不得不快速调整民族政策，放弃“两个民族理论”，提出了分阶段实现两德统一的方案。然而，由于无法化解社会危机，民主德国政府无法改变在民族统一问题上的被动局面。在民主德国深陷危机而不能自拔之时，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极力在民主德国群众面前塑造其德意志保护人形象，并很快就夺取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主导权。克伦茨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视为已经结束，撒手不管，而没有保留一种左的民主解决的前景，这是民主德国近期历史的最大错误之一。”[18]（第106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分离政策使民主德国成功地克服了被迫开放国门后的挑战，但这种实为割裂民族联系的政策必然以失败告终，因为人为割断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以及血缘等维系的民族情结是不可能的，而正是民族情感成为德国民族和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