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和一些干部对当时的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把阶级斗争的情况看得过于严重而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反右派斗争，导致了这场斗争的扩大化。受此影响，对一段时间农村出现的闹社、退社风波亦作了相当严重的估计，认为农村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当时，要求退社的社员相当多的是富裕中农。据浙江省宁波专区的调查，在退社户中，富裕中农占50%。另据安徽的典型调查，在退社户中，富裕中农占74%。[1]（p408）土地改革完成后，地主、富农被打倒，而中农（包括富裕中农）一直是团结的对象。农村封建势力的推翻，一定程度上为富裕中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有相当多的富裕中农在土地改革后生产资料有了较快的增长，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虽然搞农业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大势所趋，但他们中确有一些人对于个体生产还有相当的留恋。当他们加入合作社收入降低、生活水平下降后，要求退出合作社去个体单干，本是很自然的现象；要使他们情愿参加合作社并始终留在合作社内，关键是要靠发挥合作社的优越性来吸引住他们。可当时却把富裕中农要求退社简单地认为是其对社会主义发生动摇而迷恋资本主义，富裕中农也就被视为农村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的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1957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在布置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的同时，明确表示，少数想退社的富裕中农，“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毛泽东提出：“赞成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他同时要求这种说理斗争，今后应当每年进行一次，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指不巩固的社）的整风，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其办法是，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批判之，农村的鸣放辩论应当在上级派出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进行。毛泽东认为，在农村，仍然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这个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1958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以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及肃反和遵守法纪等问题为中心，在全体农村人口中进行大辩论，提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社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指示》明确指出，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辩论。8月10日，《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同一天，《人民日报》配发了《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的社论，认为我国农村虽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克服资本主义倾向，进行一次这样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
    二偏差与纠偏
    这场涉及亿万农民的大辩论，其实主要是围绕合作社是否有优越性和应不应该实行统购统销两大问题进行的。对于前一个问题，原因在于前述1956年秋收分配以来一些地方出现了闹社、退社风。后一个问题之所以也要用大辩论的方式解决，是因为从1953年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5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又发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强化了征购政策。从此，粮食、棉花、油料等重要农产品及糖料、烤烟、生猪、桐油、重要木材、茶叶等其他农产品，都做到了有计划地统一收购和国家统一销售。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农业生产很不发达、农副产品商品率还很低的情况下，对于保证城乡人民基本生活资料的需要是必需的。同时，它也切断了私人资本主义同农村的经济联系，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堵塞了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道路。由于土地改革和其他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彻底改变了亿万农民千百年来受封建阶级剥削压迫的境地，实现了政治、经济的翻身，所以，他们对于共产党由衰地感谢，对于党提出的统购统销的政策大多数农民也是拥护和支持的。但是，农民毕竟是小生产者，毕竟有其发家致富的愿望。对于一些余粮户和有条件从事家庭副业的农户来说，统购统销割断了他们与市场的联系，失去了处理余粮和农副产品的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部分农民的经济收入。所以，对这一政策，一些农民，主要是富裕中农颇有微词甚至有不满情绪。实现合作社后的头一年，即1956-1957年度的统购统销任务完成得并不好。这年度粮食比1955-1956年度增产150.6亿斤，但收购却减少了25.6亿斤，而市场销售却比上年增加了127亿斤。这一减一增，使国家粮食库存大为减少。这种状况不改变，势必影响到市场物价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排，也会影响到国家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秋收以前的辩论，“要着重统购统销问题”。《人民日报》的社论更是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当前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为了顺利地完成今年统购统销任务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3]
    在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出之前，一些地方实际上已开始了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这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山西省和顺县白泉乡大辩论就已经开始[4]。这年6月中旬，河南省偃师县组织了1万多名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全县的230多个农业社几乎同时开展了两条道路的大辩论[5]。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指示发出后，各省立即作了传达布置，先在部分地方进行试点，到9月初，这一大辩论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大辩论的方式，就是当时流行的大鸣大放大争。例如，山东省昌潍地委开展大辩论的经验是：先在乡支部里鸣放争辩，在乡支委本身的问题解决后，就进一步对全乡党内外思想情况进行分析排队，有计划地培养积极分子。然后抓住如下几个环节：1.宣布整风，动员鸣放；2.进行反复的思想酝酿和组织工作，消除各种顾虑，推动鸣放；3.耐心引导鸣放由浅入深发展；4.耐心地听取各种意见；5.在彻底鸣放之后，适时地引导转向重点问题的争辩。[6]
    既然将大鸣、大放、大争作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即两条道路大辩论的主要方式，那么，首先就必须是大鸣大放。为此，《南方日报》发表社论，鼓励干部和群众“大胆的放，坚决的放，彻底的放”，并且认为，“能否放起来，能否放透，便是当前运动顺利或失败的关键”[7]。在各级组织的动员之下，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围绕合作社优越性和统购统销政策为中心展开了大鸣大放。在这一过程中，干部群众对如何办好合作社、改进干部工作作风等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但是，由于是动员大鸣大放，并且有意识地诱导将各种意见都放出来，一些人在鸣放过程中也就难免讲过头话，如“共产党多事，粮食还用管，谁粮食多了不知卖”；“国民党不好，粮油随便买，共产党好，吃过头粮，三两油”；“土改成绩10分，统购统销搞掉了5分，合作化化掉了5分，现在和国民党一样丘”等等[1]（p442.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