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大辩论中不恰当地将富裕中农作为主要的辩论即批判对象，不但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而且造成广大农民形成不能致富冒尖的共识，加剧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这场大辩论的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毛泽东曾明确表示，此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中共山东省昌潍地委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几点经验的总结》中说，昌潍专区开展大辩论试点的四个乡，“去冬今春资本主义歪风就十分嚣张，到今年夏更在小麦统购问题上集中反映出来。这主要是一部分富裕中农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抱着抵触情绪，留恋和向往资本主义老路”[6]。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认为，“富裕中农中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主要在两个问题上同我们斗争，一个是粮食统购统销，一个是合作化”，“对这些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必须进行批评改造”[10]。在当时，农村中富裕中农一般占农民的20%-25%。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原来的贫农、下中农，由于生产经营好、劳动力强而使生产、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上升为富裕中农。本来，一部分农民通过自己的勤奋和诚实劳动带头致富，不但不应该批判，反而应当鼓励和支持。但是，在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中，不只是退社的富裕中农被指责为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整个富裕中农这一阶层也被认为是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力量。这样，打击了富裕中农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谁想先致富、想冒尖，谁就会被看作是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形成了率先致富不但不光荣，反而不光彩的社会氛围，结果加重了农民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心理。
    第三，两条道路大辩论的结果，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延伸到了农村，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场大辩论是在大张旗鼓地反右派运动进入高潮后展开的，反右派运动本身就存在严重的扩大化倾向，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经过多年来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教育后，绝大多数的农民都认识到走集体化道路、搞社会主义是惟一的前途。在当时，部分农民加入合作社尤其是高级社有不满情绪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满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部分社员要求退社，主要是对合作社管理体制、干部工作作风、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意见，并不是对合作社本身不满，更谈不上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在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中，对此不作客观的分析，看到农民对合作社有意见，就归结为这些农民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但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将一些本与资本主义搭不上界的东西，牵强附会地当做是资本主义对待，而且也容易将农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农民对合作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生产管理的不同意见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使一些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动辄以“资本主义”的大帽子去对待社员。同时，还逐渐形成了一旦农村和农业生产上出了问题，就大抓阶级斗争、从资本主义思想上找原因的思维定势。在这种背景下搞阶级斗争，只能是人为地寻找阶级斗争对象，这就不能不造成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连续不断地抓阶级斗争，是致使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3]人民日报社。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N].人民日报，1957-08-10.
    [4]新华社记者。必须相信群众，必须加强领导--山西和顺县白泉乡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的经验[N].人民日报，1957-08-21.
    [5]周原。偃师全县农业社就粮食问题开展了大辩论。有力地批判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N].人民日报，1958-08-08.
    [6]中共山东省昌潍地委。开展大辩论首先要大鸣大放--中共山东省昌潍地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基点经验的总结[N].人民日报，1957-09-21.
    [7]南方日报社。大胆的放，坚决的放，彻底的放[N].南方日报，1957-09-21.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9]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N].人民日报，1957-10-19.
    [10]潘复生。目前河南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N].人民日报，1957-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