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的治理
    如果把建国初期认定的社会问题作为考察对象，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治理社会问题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一些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问题得到了根治。限于篇幅，本文只述及治理娼妓问题、烟毒问题、灾荒问题和失业问题四个方面。
    （一）治理娼妓问题。建国初期治理娼妓问题大体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将妓院纳入管制范围，限制其发展，这是彻底禁娼的准备阶段。准备工作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管制老板”，由公安机关对各妓院老板的姓名、住址、有多少妓女等情况进行登记，禁止妓院老板虐待妓女、做非法生意；二是“斩断来源”，只准减少妓女，不准增加，禁止阻止妓女从良；三是“教育妓女”，向妓女灌输妇女当家作主的思想，动员她们和老板作斗争；四是“麻烦嫖客”，如北京市规定，各家妓院必须详细登记住客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每日22时前交派出所备核，有段时间，派出所一查到嫖客，就在他们的证件甚至在汗衫上印上“嫖娼查讫”的戳子。[3]（P264）第二步，封闭妓院，收妓女进教养院教养。这是治理娼妓问题的关键一环，它标志着卖淫嫖娼从此为国家法律所不容。到1953年，妓院封闭工作结束。第三步，收容改造暗娼。暗娼难以登记，且自甘堕落者较公娼多，有些人属屡教不改。因而对暗娼的收容改造方式有所不同，如上海市自1954年第四季度起采取的新措施包括：由成批收容改为经常性收容，发现一个，收容一个；适当延长教养期限，必要时采取强制劳动的措施；对安置出所者，都要和当地政府部门取得联系，并将材料转至其居住的派出所。经过上述步骤，到50年代后期，仅经过七八年的时间，在中国沿续了几千年的娼妓问题得到了彻底清除，1964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各种性病在中国大陆已经绝迹。
    （二）禁绝烟毒。建国初期禁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解放至1952年7月，各地先后宣布禁烟，旧中国烟毒蔓延的状况得到抑制，毒犯活动转入地下。第二阶段，1952年8月至1952年12月，开展声势浩大的全国禁烟运动。运动中全国共查出毒犯近37万人，被捕者82053人，其中处决880人，判刑33786人，劳改2138人，管制6843人；[4]（P465）缴获毒品近3996056两（折合成鸦片），制毒机235部，各种贩、运、藏毒工具263459件，[5]（P140）与此同时，政府还采取强制自戒的办法，使2000万吸毒者戒除了烟毒。1953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毒国”。建国初期成功禁绝烟毒，主要经验有三：
    第一，政府及其各级官员与烟毒贸易的利益关系被彻底切断。1952年4月中央下发的《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明确指出，对于“三反”运动中发现、揭露出来的贩毒制毒线索，要穷追不舍，彻底扫除国家机关人员参与贩运毒品的罪恶活动；在禁毒运动中，各级机关内部进行了禁毒宣传教育和坦白登记工作，中央部门把铁道、公路、海运、河运、邮政、海关、公安（包括边防）、司法、税务等作为禁毒工作的重点，全国机关内部共查出毒犯12958人。[6]上述措施，彻底切断了新政府及其官员与烟毒贸易的利益关系，这是彻底禁绝烟毒的根本政治前提。
    第二，综合治理，数箭并发。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禁种、禁贩、禁吸并举；二是禁毒与禁娼、剿匪并举。娼、匪、毒是旧中国的三大社会顽症，三者联系密切。妓院历来是吸毒、藏毒、贩毒的重要场所；娼妓、嫖客、土匪是吸毒的重要人口群，也是毒品贸易的保护者。因而，建国初期禁毒与禁娼、剿匪同时进行。从1949年5月到1951年底，各大区先后抽调了大约39个军114个师的兵力，前后经历了军事进剿、分兵驻剿和最后清匪三个阶段，共肃清匪特二百多万人，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匪患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在禁娼、剿匪过程中，大规模地打击了毒品业；同时，匪特的肃清，妓院的封闭，使烟毒泛滥失去了依托，为彻底消除烟毒提供了条件。
    第三，展开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禁毒运动中，编发禁毒简报，排演禁毒的文艺作品，出动宣传车，组织街头有线广播，举办巡回展览，宣传活动声势浩大。此外还组织了各种形式的会议，如干部会、各界人士协商会、群众座谈会、对毒犯的控诉会、烟民揭发会、毒犯坦白会、毒犯家属会、公审会；这些会议影响及于全民，如南京市，召开各种群众会8847次，听众74万余人，占全市总人口的88%以上。[5]（P133）据不完全统计，在禁毒运动中，全国共收到群众的检举信131万余件，检举22万余毒犯。[7]这些活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烟毒危害的认识，造成了强大的禁毒声势，孤立了毒犯。
    （三）治荒救灾。灾荒既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建国初期，发生灾害的自然因素依然存在，各种灾害仍经常发生，甚至暴发了如1954年水灾、1956年长江中下游秋旱等特大自然灾害，但大灾并没有形成大荒，打破了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的由灾致荒、因荒而衰、因荒而乱的恶性循环。建国初期的治荒救灾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消极的救灾政策与积极的救灾政策交互实行，而又以积极的救灾政策为主。消积的救灾政策，指临灾治灾和灾后补救，其形式包括赈济、调粟、蠲缓等，这些措施对防止灾荒蔓延、减轻灾民负担起到重要作用。建国初期救灾以积极救灾政策为主，包括：其一，鼓励发展农业，以提高防灾救荒能力。1950-1956年，国家共发放农业贷款80亿元，而农业税并未增加，农业税在国家全部税收中所占的比重从1950年的39%降低到21%；同时推行较为合理的价格政策，缩小了工农业商品的比价，由此在1951-1957年中，农牧民净收益170亿元。[8]（P161、252）这些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强了国家和农民的防灾救荒能力。其二，兴修水利以抵御自然灾害。建国初期，在江河治理方面，建成了荆江分洪工程等一系列大型水利工程；1949-1957年，全国共建成大型水库34座；[9]（P140）1949-1956年，共计整修渠塘1400多万处，挖掘水井500多万眼。[8]（P160）这与民国时期水利工程“仅有计划，未能实现，所能办者，惟局部之工程，然以经费之困难，亦多未竟全功”[10]（P484）截然不同。
    第二，生产与救荒相结合。1949年12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新华社为此发表社论《生产自救，渡过灾荒》，以生产救荒，是历代救灾思想中不曾有过的。在灾害已经形成时，比之赈济、调粟、蠲缓等消极措施，生产自救无疑更为有效。如1949年北京发生50年来最大的涝灾，郊区1/3耕地被淹，大部分耕地颗粒无收。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市、区政府组织灾民从事运输、熬硝、织毛线等生产以自救，大灾之年未发生逃荒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