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全党、全民、全军救灾。每次重大灾害发生时，各级党政机关以抗灾抢险为中心任务，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投入抗灾救险的斗争。1954年江淮水灾，沿江各省有1000多万群众参加抗洪大军，有14万干部在抗洪前线，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大力援助。军民齐行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建国初期抗灾抢险的重要特征。
    （四）治理失业问题。建国初期解决失业问题，主要采取失业救济和就业安置两种办法。
    失业救济是在就业安置难以实施的情况下，或者是针对难以再就业的失业人口实施的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建国初期的失业救济有以下方式：（1）以工代赈，主要是结合市政建设工程进行以工代赈。这实质上是一种暂时的就业安置措施，既解除了失业人员的燃眉之急，又可使失业者参与经济建设，因而成为最主要的救济方式。当时失业救济费的开支，以工代赈约占55%，单纯救济的开支不过30%。[11]（P208）（2）转业训练。失业人员中大部分缺少文化和技术，少数有技术的人政治上又较为复杂，这就使得社会发展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而失业人员又适应不了这一需要。比如1952年前，上海各方面需要从业人员98000名，而实际可以介绍就业的仅40000多人。[11]（P236）因此对失业人员进行转业训练，是他们再就业的基本前提。建国头三年，全国402个训练单位，共计对106209名失业人员进行了政治、文化、业务等方面的训练。[11]（P220）（3）对不适宜采用以上救济方式的老弱病残失业人员，发放救济金。仅1950年至1952年，上述三种救济方式解决了30%-40%失业者的失业问题。[11]（P218）
    失业救济是权宜之计，安置就业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具体方式有：（1）生产自救。据1954年全国5个城市的统计，5个城市共组织了长期的或季节性生产自救小组1800多个，参加生产的救济户、困难户达22万多人，[11]既解决了失业人员的生活问题，又减少了国家救济费用的开支。（2）还乡生产，即动员城市失业者回原籍，从事农业生产。（3）由专门的劳动就业介绍机构负责介绍就业。通过这些方式，在1950年7月至1952年9月间，全国共安置就业人数达118万。[11]（P219）建国头七年，国家解决了1300万城镇居民的就业问题，[12]城镇待业率由1952年的13.2%，下降到1957年的5.9%。[13]（P39）失业的高度紧张局面基本上得到缓解。
    三、建国初期治理社会问题的社会历史特征
    在1949年以前的社会问题研究中，治理社会问题上的不同见解--究竟是以社会政策还是以社会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学院派、乡村建设派社会学家的一个重要分歧。学院派与乡村建设派选择的是社会政策，其出发点是在保持原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强调，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谋求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如李达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就不能不借阶级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无产阶级“要解决社会问题，自身若不取得政权，是不能达到目的的，这就是各国社会革命的由来”。[14]（P549）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特别关注社会问题，认为婚姻问题、自杀问题等社会问题“其罪恶的根源仍在于万恶的社会制度”。[15]后来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16]（P38）把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看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这些观点，成为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治理社会问题的思想基础，即：与把社会问题看作是落后社会制度产物的认识相呼应，认为社会问题的治理只有放在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洪流中才能完成。这样一来，社会问题的治理就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宏大目标联系了起来，被放置于当下社会形态变革的格局中予以关注。这是建国初期治理社会问题最为鲜明的社会历史特征。进一步分析，这一特征具体地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与社会问题政治化的认识相一致，社会问题的治理同样表现出政治化色彩，政治运动成为建国初期治理社会问题的主要形式。如：以镇反运动解决社会治安问题，以“三反”运动解决干部贪污腐败问题，以贯彻婚姻法运动解决婚姻家庭问题，以禁毒运动解决烟毒问题，等等。每一次运动都赋予了重要的革命意义，作为社会形态变革的呼应力量，成为社会形态变革的一部分。
    2.建国初期治理社会问题作为社会变革的一部分，与政治经济的演变紧密相连。从治理社会问题的角度上看，建国初期与之紧密相连的政治经济变革主要包括：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由于国家权力前所未有地向社会领域渗透，形成了国家支配社会甚至于社会“国家化”的格局；在经济结构方面，市场经济受到限制，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变革与治理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是双向的。一方面，社会问题的治理推动了政治经济的演变。比如，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是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关键环节，而最初作出这两种制度安排就与解决社会问题有关。统一财经工作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解决自抗战以来连续12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问题；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17]（P255）是为了解决经济建设中日益紧张的粮食问题。从治理社会问题与政治经济演变的这种关系可以看出，建国初期建立计划经济模式，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向社会领域扩张，计划经济的建立，有利于政府协调资源的配置，组织社会动员，控制内外贸易，稳定公共秩序，为治理社会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比如，国营经济控制内外贸易，打击了海外的毒品走私和国内的毒品买卖，是当时成功禁毒的重要因素；政府资源配置和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对于解决灾荒、失业等社会问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1954年武汉抗洪，中央政府在短时间内，调集了几百部抽水机和发电机车，560万条麻袋，190多万条草袋，70多万条席子和数十万只簸箕到抗洪前线，为战胜洪水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