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黄遵宪（1848-1905）作为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参赞官，随同首任公使何如璋于1877年12月到达东京后，以其诗文与日本朝野人士交往，悉心研究日本传统文化及近代日本国情，未及两年完成《日本杂事诗》一书。该书于1879年孟冬由总理衙门以同文馆聚珍版刊出。黄在该书自序中说：“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其新政，辄取杂事，衍为小注，k3n615.jpg之以诗，即今之杂事诗也。”由此可知《日本杂事诗》是后来《日本国志》的“母体”。
    《日本杂事诗》及《日本国志》两书奠定了黄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第三本名著《人境庐诗草》又怎样呢？
    戊戌政变后，黄遵宪由沪归乡，建书斋名“人境庐”，三字为日本书法大家成濑温（号大域，1827-1902）所写。此后，黄即以此书斋为读书治学之所。《人境庐诗草》之题名乃出于此。
    1891年夏，黄在伦敦任驻英参赞期间所作的自序中说：“余年十五六，即学为诗”，“每以余事及之，虽一行作吏，未遽废也”。（注：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香港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页。）但所集之诗，屡经增改，至1902年始定稿，终未刊印。1905年3月黄遵宪殁后，黄的侄儿伯叔将《人境庐诗草》稿本并印费交给黄的知交粱启超代为付印。梁于1911年付印于日本，凡11卷，分装4册，共收诗641首，为黄的最后手定本。（注：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97页。）刊本每卷末均书“弟遵庚初校、梁启超覆校”字句。（注：周作人：《人境庐诗草》，《逸经》第25期，1937年3月，第7-13页。）梁将原稿本的“自序”抽去，易以己撰的《嘉应黄先生墓志铭》说：“先生之诗，阳开阴阖，千变万化，不可端倪，于古人诗中，独具境界。”（注：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第12页。）梁还在《诗话》里说：“要之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协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第16册，台湾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页。）
    《人境庐诗草》初刊于日本，至1930年，尤炳圻、高崇信合编校点本始由北平文化学社刊出，并附录胡适论黄遵宪诗的文章，丰子恺插画，引人注目。编者尤炳圻将该书赠给当时在北平留学的日本青年文学家竹内好（1910-1977）一册，这使竹内和他的挚友增田涉（1903-1977）等对黄遵宪的诗有了新的认识与爱好。（注：〔日〕增田涉：《中国文学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版，第262-263页。）
    二、周作人的两篇文章及其影响
    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1885-1967）于1936年4月在半月刊杂志《逸经》第3期揭载《日本杂事诗》一文，又于次年3月在同杂志第25期揭载《人境庐诗草》一文。这两篇文章对黄遵宪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看法，同时对日本的读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周在《日本杂事诗》一文中说，他在北平的厂甸购得了天南遯叟活字版本及梧州刻本《日本杂事诗》，感到分外欣喜。杂事诗的原本上卷有诗73首，下卷有81首，共154首。两书对照可知，定本上卷的诗，删2增8，下卷的诗，删7增47，变动很大。他读了这些诗后，对黄遵宪的思想与见识深为佩服！他还说，定稿编成至今已46年了，记日本杂事的，除黄君以外尚无第二人。
    周在《人境庐诗草》一文中说，诗草也是在厂甸买到的，似为抄本，上有黄君手笔。这个抄本的4卷与刻本的1至6卷相当。反过来说，“那六卷诗显然是根据这四卷本增减而成，所以这即是六卷的初稿。总计六卷中有诗三百五首（有错当查），半系旧有，半系新增，其四卷本有而被删者有九十四首，皆黄君集外诗也。”周认为：旧诗是没有新的生命力的，但黄君的诗却不然。人境庐诗是“以人为重”，在诗里可以窥见黄君的“人与时代”，而且，黄君的诗不太注重诗句的用典或炼字，不受正宗的作诗法的限制，有他独自创作的特点。因此，周说：“中国应做的文化研究事业实在太多”，“关于黄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
    周作人的这篇文章是在1937年2月4日写的。与此同时，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汉文教授铃木虎雄在《支那学》第9卷第1号（1937年7月，京都弘文堂书房发行）上揭载了《读〈人境庐诗草〉后》一文。铃木说他在12岁时，由石川鸿斋编写的《日本文章规范》里得知黄遵宪的诗文。以后，对黄的诗文颇感兴趣。1913年的夏季课外讲演，以《光绪年间诗界之一倾向》为题，把黄的作品中“爱国”、“尚武”、“黄色人种统一”的思想，以及接触新思想、新事物的表现等，都做了仔细的介绍。铃木认为黄遵宪在政治上倡导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在外交上保琉球，卫朝鲜，并反对李鸿章等的联俄政策；在学问上以经世致用之学为目的；在教育上要求废除科举，普及教育。这些在黄的诗文中都可以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