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黄遵宪研究的推进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全文都是中文，虽出版于日本，但是，战后一代的日本人能读此书的为数有限。为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实藤惠秀乃根据笔话遗稿，编译了一本《大河内文书》，副题是“明治日中文化人的交游”，编入平凡社（东京）的东洋文库刊行于世。这本书与《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不同，它不是以黄遵完为中心而编译的，而是从笔话遗稿中选出有趣而重要的一小部分译出，而且，它的编排与标题也有独到之处。今将它的目录抄录如下：（1）桂林庄的主人。（2）中国公使一行来日。（3）公使何如璋。（4）黄遵宪。（5）公使的答礼。（6）中国的古乐。（7）曾根俊虎。（8）副岛种臣。（9）异想天开的笔谈。（10）森春涛。（11）观花赏樱的预告。（12）向岛的观花赏樱。（13）与童子的笔谈。（14）以狗与猴子为比喻的对话。（15）依田百川。（16）引出话题来。（17）“培元安神汤”特效药。（18）大久保利通之死。（19）不是“同文”。（20）话谈服装。
    以上总计20章，译文及说明都使人读之轻松而有趣。其中，除第4章“黄遵宪”外，黄参与笔谈的有第1、9、11、12、13、14、17各章。特别是第12章“向岛的观花赏樱”里，有黄遵宪的七言绝句，不见于《日本杂事诗》，今录于下：“长堤十里看樱桃，裙屐风流此一遭，莫说少年行乐事，登楼老子兴尤高。”此诗成于1878年4月16日，正是樱花盛开季节，墨江（隅田川）堤岸的景色更显得美丽好看。
    总之，通过《大河内文书》的笔话，使我们了解了明治时代中日两国文人交游的雅趣。
    那么，《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的编校与整理又怎样呢？
    此书是以黄遵宪的笔话为中心而编校的。黄于1877年12月20日初抵东京后，至次年3月3日，在东京芝山月界院的中国公使馆里，与来访的大河内辉声（源桂阁）第一次晤面笔谈。黄的自我介绍是：“仆黄姓，名遵宪。前闻梅史盛推阁下，亟欲一见。”这份笔谈记录保存在前揭《戊寅笔话》第4本里。因此，这本书收录的笔话始自《戊寅笔话》第4本，即自戊寅（1878年）3月3日至第26本的12月15日止，计有35次笔谈。其次是《己卯笔话》第15、16两本，即自己卯（1879年）12月8日至同月24日止，计有3次笔谈。再其次是《庚辰笔话》第4、7两本，即自庚辰（1880年）2月2日至4月9日止，计有3次笔谈。总计起来有41次笔谈，以戊寅年为最多，而己卯及庚辰两年为最少。这是由于原本欠缺的缘故。
    笔话并非仅限于黄遵宪与大河内辉声二人之间，有时尚有其他人在同一纸片上进行笔谈。究竟谁是谁？只有根据字迹及笔话的内容来断定之，而且，他们都是信手而写的行书或草书，有时尚有涂改之处，或脱字，或误写。因此，编校、整理这些笔话遗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终于刊印出来，实得力于实藤惠秀及郑子瑜二人的努力。
    战后，日本由军部的统治解放了出来，民主与自由思想代替了战争时期的军国主义。因此，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观点，以及文学的评价也都有了显著的改变。战前反动的、主观的、自大的“支那观”，转为进步的、客观的、理性的”中国观”，对黄遵宪的研究，由政治的利用转为真实的探求。
    先就文学而言。丰田穰和实藤惠秀是战争时期应日本文学报国会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要求而开始翻译《日本杂事诗》的。在当时的“大政翼赞”体制下，乃将杂事诗中对“国体”不利的《神代史》（荒唐古史）、《三种神器》（徐福）、《福功皇后》、《佛教》（三宝奴）、《天皇即位》等5首删去。而且，其他各诗的标题也有更改。但是在战后平凡社刊印的《日本杂事诗》（1968年版）中，实藤惠秀将1943年生活社的版本加以增订、修正，并补充了上揭被删除的5首诗。此外，钱萼孙笺注的《人境庐诗草笺注》，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出，接着郑子瑜编辑的论文集《人境庐丛考》也由新加坡商务印书馆出版。《人境庐诗草》里的诗，与《日本杂事诗》不同，无日译本。1960年，京都大学文部教授吉川幸次郎旅欧返日后，与同事小川环树教授共同编辑、校阅《中国诗人选集二集》，由岩波书店出版，其中的第15册《黄遵宪》是由吉川教授的女弟子岛田久美子译注的。她除了从《日本杂事诗》中选了8首以外，其余的全部采自《人境庐诗草》，也可以说《黄遵宪》是《人境庐诗草》的“选译”。这本书于1963年2月初版，至1979年已增印到第11版，由此可见日本人对于公度诗的爱好。
    其次就历史哲学而言。在日本，一般人对《日本国志》的爱好，似乎赶不上《日本杂事诗》或《人境庐诗草》，这或者是由于历史哲学没有诗文的普遍性、鉴赏性的缘故吧。在学术性的著作里，谈到《日本国志》时，多与研究康、梁变法相关，并不仔细、具体。特地评论《日本国志》的，恐怕是史学家今村与志雄的论文《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注：该论文揭载于《言语》第3卷第8号，1974年8月，收入〔日〕今村与志雄《中国近代知识人的轨迹：“理智与情感”》，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版。）。今村认为，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时，是站在实证的历史主义的立场去追求历史的真实，并赞成黄遵宪批判德川光k3n616.jpg的《大日本史》、青山延光的《国史纪事本末》等书都是以“大义名分”的史观去论断中日关系始于隋代，而忽视了《魏志》、《汉书》的史实记录，并认为黄的这种批判是很有科学性的。因此，他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一部学术“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