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战后日本学界对黄遵宪研究的确有相当的成果，特别是黄遵宪笔话遗稿的发现，使我们对黄的诗文的创作天才和历史哲学思想的实事求是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研究黄遵宪的学者们参考日本发现的黄遵宪笔话遗稿所写的论著有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杨天石《黄遵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王晓秋《〈日本国志〉初探》（《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盛邦和《黄遵宪史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等。
    最后，拙稿《〈日本国志〉编写的探讨--以黄遵宪初次东渡为中心》（《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除参考《大河内文书》及《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等书外，还参考了新发现的宫岛诚一郎（号栗香）与黄遵宪的笔话遗稿。宫岛与大河内辉声不同的地方是：宫岛任职明治政府，是日本近代立宪运动的首倡者。他的宪政思想对黄遵宪的影响很大。拙稿撰写的目的就是在说明这一点。总而言之，黄遵宪滞日4年余，所交的日友也甚多，当时他们的笔谈遗稿一定不少，但涉及到外交问题的东西，多不知去向。（注：比如本文前揭大河内笔谈遗稿中的《己卯笔话》，原为16本，现存两本，而这两本都是己卯（1879年）10月以后的笔谈，而且所谈内容未涉及外交问题。我们知道，1879年4月4日，明治政府改琉球为冲绳县，总理衙门曾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己卯笔话》10月以前的遗稿失落，是不是由于遗稿中涉及到琉球问题的缘故呢？）今后犹待我们治史者去努力发掘，如再有新发现，对黄遵宪研究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