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来无法按照事先的设计、设想进行，而是朝着一个大致的方向前进，在前进中不断摸索，不断修改，逐步推进。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各种纲领、各种预案、各种设想，都在实践中经受检验，有的证明大致正确，但仍需不断修正；有的许诺得不到兑现，或兑现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有的设想证明是不现实的，纯属空想；有的纲领主张是正确的，可惜执政之后并没有能够付诸实施。
    俄国十月革命缺乏可以直接效法的样板，可以作为借鉴的只有几个先例。
    一个先例是发生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这是此前最激进的革命。十月革命的领袖人物列宁和托洛茨基有不少文章是研究法国这场革命的。列宁尤其推崇其中的雅各宾派，把它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效法对象。1917年6月列宁宣称：“雅各宾派的榜样是很有教益的。直到现在它还没有过时……”① 雅各宾派是法国革命中的激进派，在法国革命的上升阶段，一派比一派激进，后一个激进派把前一个激进派送上断头台的事例屡屡出现。
    第二个先例是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巴黎公社，它被看作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从1905年革命开始到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列宁不断向巴黎公社求教，《国家与革命》中有大量篇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这个存在72天的革命政权及其措施成了苏维埃政权效法的榜样。
    第三个先例是俄国的1905年革命，其最重要的成果是创建了苏维埃。一个普通名词“委员会”（совет，苏维埃）通过1905年革命变成崭新的政权机关，与西方议会对立的机关。二月革命后，“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一度是布尔什维克争取的目标。
    十月革命的二号人物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中写道：“不研究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即使具有1905年的经验，我们也永远完成不了十月变革；要知道；我们是根据以前各次革命的结论，并继承它们的历史路线，才创造出我们这种‘民族’经验来的。”②
    列宁的“四月提纲”，特别是《国家与革命》，列举了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准备实施的措施。这些措施大部分来自巴黎公社的经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取代议会制，废除警察、常备军队，用全民武装来代替、废除官吏，一切官员由选举产生，可以随时撤换，公务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组织“廉价政府”等等。
    十月革命后，这些革命措施得到实施和落实的情况如何呢？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打碎”、“炸毁”旧的国家机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当1916年布哈林提出“炸毁”的时候，列宁曾经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不过不久后列宁也采用了这种说法。列宁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作出的结论：“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③ 他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取消任何官吏，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④ 十月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成立了新的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人民委员会，接管了临时政府的全部职能。短短数月之后，列宁已经宣布，关于“打碎”、“炸毁”旧的国家机器，“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我们的革命大体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⑤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质上就是要消灭旧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这个任务单用革命的冲击办法是难以实现的，一部新国家机器的建立和运转单靠改换名称（如把人民委员会改为部长会议）和任命一批新的领导人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本改变它的性质，使之成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机器，而不是镇压人民的机器，同时还要使整个新的国家机器运作起来。
    革命之初为使国家机器运转起来，留用了大量的旧职员。而大量旧职员的罢工和怠工给新政权造成过严重的威胁，使国家机器无法运转。而这些人一时是无法取代的，他们成了新的官僚的组成部分，至于从落后的俄国因袭来的办事拖拉、效率低下、无人负责等等官僚主义弊病，更是比比皆是。而新的工作人员在这种氛围下，耳濡目染，也逐渐养成官僚的习气。列宁看到这一现象，从20年代初开始，不断提出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到革命的第五个年头，列宁甚至认定，“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在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⑥。他把当时的党政机关说成是“毫不中用的机关”，认为“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因此“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⑦ 这就等于承认，打碎旧国家机器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而列宁逝世之后，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国家的官僚化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