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92年到今天，法国已经历两个帝国、两个王朝和五个共和国，其政体变更及转换之迅速，实为世界各国所罕见。1958年5月13 日阿尔及尔的军事政变以及此后戴高乐的东山再起和第五共和国的建立是法国现代史上的转折点。二十多年来，各国学者环绕着这一事件进行研究和讨论，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在国内则属尚无人问津的领域。笔者利用不久前去法国之便，收集有关资料，有一定收获，因而想就1958年法国的五月政治危机，作一初步探讨，以供史学界的同行们参考和指正。
    一、内外交困的第四共和国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历史总共才十二年。究其短暂的原因，颇难仅从经济上去解释。法国战后恢复得比较快，到1950年由于顺利地执行了莫内的“现代化和装备计划”，生产已超过1929年（战前最高水平）的25％。1954至1956年，法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分别为5.5％、6％和7％。由于生产发展，生活安定，人口也从1946 年的4050万增加到了1958年的4500万，这在法国历史上确是少有的。虽然1956年和1957年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影响，法国的财政赤字由9250亿旧法郎增加到了10000亿旧法郎。但经济仍在继续发展，如以1949年的生产指数为100，则1955年为133，1956年为140，1957年为149，可以说一直到1958年，法国并无任何经济衰退的迹象。①
    但是，第四共和国在政治上却始终动荡不安，整个第四共和国的历史都充满了激烈的党派斗争、无休止的议会争吵和频繁的内阁更替，它一开始就是一个难产的共和国，从1945年10月起到1946年11月止，经过三次公民投票，两届制宪议会的选举，才开成了第四共和国的第一届国民议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戴高乐愤而辞去临时政府首脑的职务，人民则六次走向投票箱，情绪逐渐由热情激动而走向普遍厌倦。1946年10月第二个宪法草案交付全民表决时，弃权者竟达三分之一。最后是共产党、社会党、人民共和党的妥协，使第四共和国得以产生，因此，它们自然构成了这个共和国的支柱。1947年5月，社会党人拉马迪埃把共产党赶出了政府， 接着社会党也在1951年退出了政府，三大支柱仅存其一。于是，在第三共和国时期颇有影响的激进社会党沉渣泛起，再度成为组阁的力量。但当时的政局已经到了无论哪个政党都无法控制的地步。
    困扰第四共和国的还有外部因素。二次大战后，蒙受屈辱的法国力图重振国威，以恢复其世界大国的地位。然而经济和军事力量雄厚的美国，乘法国遭战争削弱之机，迫使它在1947年接受马歇尔计划，放弃共管鲁尔的建议，并要其在德国问题上全面让步。1949年，法国又参加了由美国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尽管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曾多次宣称法国“应该做自己外交的主人”②，对外政策却仍处处受美国的制约。1954年8月，法国国民议会曾以319票对264票，否决了参加欧洲防务集团的提案，但才过四个月，又在美国的压力下以287票对260票同意西德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亦即同意西德重新武装。这种外交上的失利严重地损害了第四共和国在人民中的形象。
    使第四共和国陷入最大困境的还是殖民地问题。二次大战后，法国一直打算用武力镇压的办法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殖民帝国。法国的军队从1950年的242,000人增加到了1957年的1,044,000人（一次大战前夕的1914年只有152,000人）；庞大的军费开支常使国库空虚，仅1947至1954年的印支战争就耗去300000亿旧法郎。由于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殖民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开始后，法国统治集团便立即调兵谴将到那里进行血腥镇压。到1958年，一半以上法国军队都已云集在阿尔及利亚，这场肮脏的殖民战争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并导致法国社会的进一步动荡。第四共和国的末日也正是在阿尔及利亚长期的流血冲突中到来的。
    二、几支反对力量的会合
    随着国内外矛盾的加剧，几支反对第四共和国的力量逐渐形成，并最终汇合在一起。首先是戴高乐分子，或所谓戴派。戴派并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组成也很复杂。有些人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就追随戴高乐，他们并非法国政界的名人，却很有活动能力，如长期任戴高乐办公室主任的吉夏尔，一度任法兰西人民联盟总书记的福卡尔，后来出任保卫新共和国联盟第一书记的弗雷及戴高乐的私人秘书德博纳瓦尔等，可以说是戴派的核心人物③。还有一些人则是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如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的的苏斯戴尔，一度出任国防部长的沙邦-戴尔马以及参议员德勃雷等，都曾长期在戴高乐领导下工作，尽管彼此关系不那么密切，却有着相同的政见。此外还有活跃于政界的银行家蓬皮杜，作家马尔罗，国务委员布洛克-马斯卡尔特，来自科西嘉的议员阿里奇等，都曾在不同的场合做过戴高乐的助手。戴派大都参加过抵抗运动，又非常熟悉第四共和国的官场，有着极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特别长于地下活动，因而在1958年的五月危机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47年，戴派成立了法兰西人民联盟，并在当年的市政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控制了13个大城市的市政府和52个省的省政府。1951年第二届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兰西人民联盟再露锋芒，获得117个席位。但在1953年的市政选举中却遭惨败， 此后内部开始分裂，戴高乐也宣布中断与该组织的一切关系。然而戴派仍另组社会共和党，始终保持着联系。每逢星期三，德勃雷、苏斯戴尔、沙邦-戴尔马、蓬皮杜、弗雷、吉夏尔等都在巴黎耶拿大街的拉美之家会晤，进行政治讨论，针对时局制订对策。另外一些所谓“左派戴高乐分子”则定期在法国海外矿业主办事处主席罗兰·佩雷那里见面④。所有戴派均对第四共和国深为不满，积极寻找时机，随时准备促成戴高乐东山再起。
    另一支反对第四共和国的力量是军队。二次大战中的惨败造成了军队和民众的隔阂，特别是战后长期的殖民战争更加深了两者的对立情绪。广大人民对军队进行的侵略战争不理解，军队则因一系列的挫折而迁怒于百姓，并指责政府无能和支持不力，越来越倾向于在法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某些兵种如伞兵等逐渐成为职业军队，他们脱离人民，感受不到社会舆论的压力，随时可成为某种政治力量手中的工具。战后，在军队中已出现某些不稳定的现象，如1947年6月，巴黎宪兵总监吉约多将军曾和殖民军总监德拉尔明那将军勾结，制订发动政变，占领巴黎的“蓝色计划”。随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不断扩大，那里的殖民军便日益成为一支反政府的力量。殖民军司令萨朗和他的亲信等右翼军人后来便是五月十三日暴乱的策动者和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