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28日下午在巴黎曾爆发过抗议弗林姆兰内阁辞职，反对戴高乐上台的大规模游行，然而求助于新的人民阵线的可能性仍被排除在政府考虑之外。政府手头仅有一批未经训练的新兵，面对的却是五十多万阿尔及利亚叛军的直接威胁。因此，29日下午3时，科蒂总统终于向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发出咨文，声称：“我认为有义务吁请戴高乐将军担任内阁总理，如果议会拒绝授权给他，这就是说我没有正确表达全国人民的愿望，我就提出辞职”。事实上，还在5月5日，科蒂就设法和戴高乐的秘书德博纳瓦尔秘密接触，试探组阁的条件，由于戴高乐不愿按常规出任总理，因而没有最终达成协议。5月8日，科蒂在授权弗林姆兰组阁时，曾直接了当地说：“您是我最后的一张牌。要是您也搞不成，那末唯一的出路是：请戴高乐将军出来！”。既然总理已经辞职，总统也准备下野，这就表明戴高乐上台的所有障碍均已消失。当天晚上，科蒂就直接会见了戴高乐。
    30日，科蒂会见各政党领导人。接着摩勒又匆匆赶往科隆贝，在那里戴高乐也作出了自己的许诺，即（1）政府向议会负责， 即议会有权不通过戴高乐所组成的内阁，（2）在议会进行辩论时，戴高乐本人将亲自前往。 这不过是戴高乐给行将结束的议会以一点小小的面子，然而摩勒对此却大为满意，声称他在戴高乐那里渡过了“一生中一个最伟大的时刻”。（36）
    31日，戴高乐亲自接见了除共产党以外所有政党的领导人，向他们阐述了自己的政纲。
    6月1日上午，以戴高乐为总理的新内阁业已组成，除德勃雷、德姆维尔、马尔罗三位戴派外，还容纳了不少第四共和国的遗老遗少。摩勒、弗林姆兰、雅基诺都出任国务部长，不过大家都很清楚，他们是被邀请来参加第四共和国的葬礼的。
    下午，戴高乐亲自前往国民议会宣读了一篇声明，接着就离开了会场。随后开始辩论，民主和社会主义抵抗联盟的密特朗曾登台指出：“现在一位最负有声望的法国人到这里来要求我们投票表决，但是我不能忘记他到这里来首先是依靠一支不再遵法守纪的军队。在法律上，他却已经用武力取得了这个政权”（37）。著名的法国政论家佩夫-梅里曾在5月28日的《世界报》上写道：“第四共和国活得并不体面，故而也不想光彩地死去”（38）。的确，在议会里并没有出现什么悲壮动人的场面，就以329对250票通过了戴高乐新内阁的名单。
    历时20天的政治危机就这样到此结束。再过三个多月就通过了新宪法，第五共和国正式诞生。1959年1月8日，戴高乐就任第五共和国首届总统，再次成为爱丽舍宫的主人，战后法国的历史终于揭开了新的一页。
    七、五月十三日的历史地位
    1958年的五月风云过去已二十七年。第五共和国也历经沧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显赫一时的戴高乐被另一个五月风暴赶下了台，并郁郁寡欢地于1970年病逝于科隆贝双教堂。而当年在国民议会中慷慨陈词的密特朗却在1981年当上了第五共和国的第五届总统。岁月飞逝，然而人们对这场政治风波却依然怀着浓厚的兴趣，至今仍议论纷纷。
    最初有不少人断言戴高乐是独裁者，甚至是法西斯，因而把五月危机看作是法西斯政变（39）。这种说法当然经不起时间和事实的考验。
    目前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把戴高乐主义比做波拿巴主义，如法国当代史专家勒纳·雷蒙曾在他的名著《法国的右翼》中花了不少的笔墨来对比这两种主义，指出它们的共同点是“无限崇尚民族的伟大，极力维护民族的团结，并通过强大国家的权力来达到上述的目的”（40）。事实上，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波拿巴主义的实质是“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41），从而使国家机器起某种平衡作用。列宁也指出，波拿巴主义“就是政权周旋在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表现”（42）。今天的法国早已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法国的社会结构和各阶级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等同戴高乐主义和波拿巴主义显然是不可能的。勒纳·雷蒙所谈到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相同表现罢了。
    如果把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拿破仑一世的雾月十八政变和拿破仑三世的十二月二日政变拿来同五月十三日事件作一番比较，倒确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它们都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1799年时，奉行“秋千政策”的督政府无法同时对内镇压王党的叛乱和人民的起义，对外进行反对欧洲列强的战争。于是拿破仑一世趁机发动雾月政变，成为“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43）。1851年时，法国社会疲于1848年革命后长期动荡的政局，出现了“一切互相斗争的阶级都希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有一个所谓强有力的政府（44）”的情况，拿破仑三世轻而易举地进行了十二月二日的政变。1958年，内外交困的第四共和国面对阿尔及利亚问题完全束手无策，社会各阶层对此都感到厌倦和失望，戴高乐也就通过5月13日事件所形成的全国性危机，发动一场悄悄的政变。
    其次，三次政变都得到了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支持。1799年10月，拿破仑抛下法国在埃及的远征军，私自潜回巴黎，法国的资产阶级对这位擅离职守的将军竟破例大加欢迎。也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拿破仑才大权独揽，成为法国的第一执政。1851年时，法国的资产阶级默许和纵容了十二月二日政变，再过了一年，干脆扔掉共和主义的旗帜，拥立路易·波拿巴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1958年五月危机刚刚开始，法国大资产阶级便对戴高乐阵阵喝采。5月15日， 戴高乐举行记者招待会后，法国的股票和金价均同时上涨。5月27日， 戴高乐宣布已按正常秩序着手组阁后，法国的各种股票都开始了涨风。而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喉舌《法兰西生活报》更发表了题为“交易所期待戴高乐”的文章，表达了法国大资产阶级希望戴高乐上台的迫切心情。长驻巴黎的英国名记者韦尔特也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例子：5月31日，一位法国高级官员的夫人突然走访了他，并声称：“法国的大企业家实际上是完全支持戴高乐的…他们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善于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国家”（45）。韦尔特认为这是法国大资本家在关键时刻，站在戴高乐一边的有力证据。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法国大资产阶级的撑腰，戴高乐的五月政变也就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