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队中，戴派一向很有势力。曾任摩洛哥驻军司令的孔依将军便是一个狂热的戴派。在法国本土也有不少与戴派有联系的高级军官，如驻守在图卢兹的第五军区司令米凯尔将军，就是戴派在本土驻军中的核心人物，日后便成为本土驻军和阿尔及利亚叛军之间的联络人。波尔多驻军司令勒柯克，里昂驻军德斯库尔都同情和支持戴派，土伦的海军司令巴尔若甚至准备用武力控制马赛和蓝色海岸，策动地中海舰队加入反政府的秘密组织。其中有马丁博士建立的“大O”，瑟里埃尔将军为首的“大A”，沙申将军为首的“大B”和“印度支那老战士”总书记齐那克为首的“小a”，军事学院院长勒康特将军在巴黎建立的“上校俱乐部”⑤。 这些组织都有很大能量，一有机会就可鼓动军队反叛。
    第三支力量为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即所谓“行动主义分子”。经过一百多年的殖民侵略，法国的经济政治势力已深入阿尔及利亚的各个领域。到1954年，一千多万阿尔及利亚居民中，法国移民达一百余万人，他们中不少人是大地主和大资本家，或为高级行政官员，在当地享有各种特权。这些殖民主义分子都极端仇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解放斗争，从五十年代开始，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相继成立了五个行动主义分子的组织。首先是大地主马泰尔在1955年建立的“北非法国联盟”，拥有一万五千余名成员，出版刊物《法国威信》，和本土的某些反动组织也建立了联系。马泰尔本人更是一个狂热的殖民主义分子，自称是“纯真的朱安党人”，提出“上帝、自然、家庭、祖国”⑥的口号，扬言要和阿尔及利亚人民血战到底。其次是苏斯戴尔在1956年创建的“法属阿尔及利亚拯救和复兴联盟”，到1957年已发展到一万人左右，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均配有武器。再次则是来自科西嘉的殖民主义分子庇阿齐组织的“老战士协调委员会”。第四个是以柯瓦齐博士为首的“法属阿尔及利亚抵抗组织”。最后是顽固的殖民主义分子拉加依亚尔特在学生中成立的“阿尔及利亚欧系血统大中学生联合会”⑦。这些行动主义分子在驻军中有很多同情者和支持者，而在苏斯戴尔任总督期间（1955年1月-1956年1月）更和戴派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们力图对本土的政局施加影响，希望法国政府推行强硬政策，以便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
    三、山雨欲来风满楼
    被连年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第四共和国曾试图解决棘手的殖民地问题。1954年7日，激进社会党人孟戴斯-弗朗斯任总理时实现了印支停火。1956年1月，社会党人居约·摩勒组阁后立即着手处理北非问题，并于3月承认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独立。同时对阿尔及利亚也作出某种和解姿态，宣布取消总督制，代之以驻节部长，召回与殖民主义分子打得火热的苏斯戴尔，并声称奉行“停火、自由选举、谈判”的三步政策。这一切激起了行动主义分子的极大不满，“老战士协调委员会”的头目庇阿齐对即将离任的苏斯戴尔说：“让我们来干一场革命吧！这样就不必要到圣克卢⑧去搞雾月政变了！只要你留在阿尔及尔，我就可以倾城出动，用武力使你重返总督府”。他扬言可以驱使五万人上街。不过苏斯戴尔认为形势尚未成熟，所以不愿过早冒险，当他离开阿尔及尔时，殖民主义分子竟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
    1956年2月6日，当摩勒巡视阿尔及尔时，突然遭到数千名殖民主义分子的围攻，他们高呼：“军队万岁！摩勒上绞刑架”的口号， 并向这位总理的座车扔石块和臭鸡蛋。庇阿齐甚至在大街上狂呼：“公民们拿起武器来！”对此，军队完全袖手旁观，警察也抱同情态度。事后，刚上任的驻节部长贾德鲁将军不得不引咎辞职，而庇阿齐也只好暂时外出避风头，一场风波遂告结束。
    不久，摩勒政府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并于10月策划了绑架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主席本·贝拉的事件，接着又卷入苏伊士运河的冒险。1957年5月， 被殖民地问题弄得焦头烂额的摩勒只得悄然下台，但第四共和国却依然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坑中挣扎。与此同时，右翼军人也蠢蠢欲动。1956年底，阿尔及利亚驻军某师师长雅克·福尔将军试图策动军事政变，计划先在阿尔及利亚夺取政权，随后再在本土建立军人政府。他公然声称：建立“一个军人专政，就会使法国变得干净、漂亮和威武有力”⑨。由于福尔过份自信，暴露了自己的意图，计划才未能得逞。但事后，法国政府也将福尔调回本土了事，这就助长了军队中的叛乱情绪。
    1957年5月11日，沙邦-戴尔马出任加亚尔内阁的国防部长， 他一上任就派出自己的心腹-后备少校德尔贝去阿尔及利亚，并且很快便以国防部联络局技术顾问的身份，在阿尔及利亚组成了代号为“触角”的情报网，到处安插戴派的耳目，还成立了包括政党、工会、行动主义分子代表在内的“警惕委员会”。从1957年底到1958年5月13日事变前，德尔贝克往返于巴黎和阿尔及利亚之间达二十七次之多，不仅使戴派、军队和行动主义分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且还巧妙地在这三种力量和戴高乐之间传递信息，起了桥梁作用⑩。与此同时，行动主义分子也建立起由马泰尔、拉加依亚尔特等人为首的，更为露肯的“七人委员会”。
    1957年底，德勃雷创办了名叫《愤怒信使》的周刊，大造反政府的舆论。12月2日，他又在《阿尔及利亚回声报》上刊登文章，声称：“由于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领土，又由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律是法国的法律，故而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而进行的斗争就是合法的斗争，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而进行的起义也就是合乎正统的起义”（11），这不啻是公开号召行动主义分子起来叛乱。1957年底，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伞兵司令马絮（12）公然对一家意大利报刊说：“只有戴高乐出来，才能收拾这混乱的局面”。1958年初，苏斯戴尔在法国南方城市尼斯秘密会见《阿尔及利亚回声报》的主编德萨林尼（13），后者表示只要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明确表态，行动主义分子就将全力支持戴高乐重新执政。所以到1958年初，戴派、军队和阿尔及利亚行动主义分子三股势力已逐渐合流，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抓住时机，采取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