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军力图孤注一掷，用在北非扩大战火的办法来摆脱自身的困境。2月8日，法国空军借口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交界处进行活动，竟对突尼斯境内的萨基埃特村进行狂轰滥炸，造成69人死亡的惨案，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并导致加亚尔内阁在4月15日倒台。此后即开始了第四共和国历史上惯见的内阁危机。4月26日， 数千名行动主义分子利用这一局势，在阿尔及尔举行示威，预示着更大风暴即将来临。
    5月1日清晨，正当巴黎的工人走上街头，准备庆祝国际劳动节时，孔依将军和庇阿齐也匆匆赶往国务委员布洛克-马斯卡尔特的住所，和工人力量总工会的书记安德烈·拉封举行紧急会谈。他们准备一旦行动主义分子在阿尔及利亚发起叛乱，即在本土积极响应，策划由孔依将军接管大权，庇阿齐负责组织街头的游行示威，并占领国民议会的所在地-波旁宫。拉封则应保障交通、运输、供应的正常运转，以免巴黎陷入瘫痪状态。与会的人都主张应尽量动员平民参加这一行动，从而不给人们造成一种军事政变的印象。
    5月9日，萨朗将军通过驻节部长拉柯斯特，致函共和国总统科蒂，要求在法国成立强有力的政府并扩大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几经周折，人民共和党主席弗林姆兰才同意组阁，然而它的命运只有等到5月13日国民议会投票后，方能最后决定，其时法国和阿尔及利亚都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
    四、风暴在阿尔及尔开始
    1958年5月13日上午，在阿尔及尔， 以德尔贝克为首的“警惕委员会”和以马泰尔领导的“七人委员会”决定从下午一时起，利用所谓悼念被阿尔及利亚人民处决的三个法国侵略军的机会，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他们共同的目的在于制造严重的政治事件，向国民议会施加压力，以促成强硬派上台。下午一时开始，大批殖民主义分子涌向街头狂呼：“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军队万岁！弗林姆兰上绞刑架！”等口号，在市内横冲直闯。傍晚6时左右，示威者轻而易举地攻占了政府大厦。7时15分才赶到政府大厦的马絮和两个委员会的成员紧急磋商后，8时30分就在政府大厦阳台上宣布：“我，马絮将军方才组成了救国委员会（14）…其目的是为了在法国建立由戴高乐将军主持的救国政府”（15）。参加救国委员会的最初有马泰尔、拉加依亚尔特和好几位上校军官，不久德尔贝克也正式宣布加入。聚集在政府大厦前的人群彻夜未散，午夜时刻，马絮又出来宣布阿尔及利亚各地已纷纷成立救国委员会。到了临晨4时，法国议会以280对126的票数通过了弗林姆兰的内阁， 马絮获悉后，一面惊呼：“我们全完了！”，一面又以委员会的名义再次呼吁戴高乐出来主政。
    至此，在阿尔及利亚，戴派、军队、行动主义分子终于公开会合在一起。正如德拉戈尔斯所说：“5月13 日的历史首先是不同的反对派和老戴高乐派顽强地坚持下去的事业联合起来了”。（16）
    当阿尔及利亚叛乱的消息传到巴黎时，国民议会群情大哗。接着，新内阁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刚上任的国防部长德塞维尼当即声称：“我只要用48小时就能使军队就范。我要逮捕五个对叛乱负有责任的将军，再撤掉十个上校的职务，这样叛乱也就到此结束”。驻节部长米特也准备在一小时内动身去阿尔及尔，甚至断言：“问题可以就地解决”（17）。事实上，阿尔及利亚只有十天左右的汽油储备，只要切断这方面的供应半个月，叛乱分子就会陷入很大的困境。然而在这紧要的关头，内阁却犹豫不决，弗林姆兰力主慎重，并否认马絮等人是叛乱分子。虽然政府最后决定中止本土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来往，却又任命萨朗为阿尔及利亚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这不仅是一种让步，而且也为阿尔及利亚所有的叛乱分子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五、跃跃欲试的戴高乐
    尽管阿尔及利亚叛乱轻而易举地一蹴即成。然而叛乱者都很清楚，要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在本土和北非都享有很高声望的领袖。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所期望的只能是戴高乐。
    二次大战期间，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戴高乐毅然出来倡导抗战，并曾一度以法属非洲为救亡基地，因此不仅在本土，而且在北非都颇有声望。战后不少追随过戴高乐的军人均在军界身居要职；这又使军队很容易听命于戴高乐。特别重要的是，戴高乐历来具有一种凌驾于政党利益之上的人物形象。1946年1月， 戴高乐由于无法控制政党之间的纷争遂自动下野，此后在法国人民的心目中便成了一位功成身退的历史人物。1947年成立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把他奉为当然领袖，然而他既不参加议会选举，更不入阁，自1953年起又宣布退出一切政治活动，从此，便“隐居”在科隆贝双教堂，深居简出，忙于撰写《战争回忆录》，又俨然又成为一个与世无争的老人。1955年7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还宣称：“我现在向各位告别，也许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再见”（18）。然而每逢星期三，他依然驱车前往巴黎，在索尔菲里诺大街5号的办公室里与一些密友进行会晤， 平时则有不少人前来科龙贝“朝圣”。因而戴高乐仍然把握着全国政治生活的脉搏，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深信祖国将再次召唤他，常不无自豪地说：“可能我的命运是为我们民族伟大光荣的史册谱写最后的篇章”。（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