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制和罢免制
    一切官员都由选举产生，并且随时可以罢免，这是列宁在革命前根据巴黎公社经验作出的多次承诺。“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13） 十月革命后列宁重申：“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14）
    然而这个诺言没有得到兑现。第一届政府是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但此后就没有什么真正的选举可言了。1918年1月召开立宪会议，其代表是全国选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处于少数，其议案无法通过，就把它驱散了。布尔什维克党不能承认自己处于少数的选举结果，于是用武力来“更正”票箱，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选举制。1918年年中，国内战争爆发，全国变成军营，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所有的官员都由上级任命，党内实行“战斗命令制”。巴黎公社是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实施选举制的，而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环境下取消了选举制，这自然也使罢免制化为乌有。高度“集中化”发展了官僚主义和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1921年在内战基本结束的时候，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曾决定取消“战斗命令制”，实行“工人民主制”，即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在决议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进行党内批评；排斥一切委任制，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召开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要成为一种制度，等等。（15） 这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转折关头又一次转向巴黎公社经验的尝试。可惜决议通过之后从来没有得到实施。在苏共党史中，连这个决议也被“忘记”了。1923年秋，托洛茨基同斯大林争论的时候又一次提出实施工人民主制，实施选举制，但毫无结果。
    苏联的党政官员历来是上级选拔任命而不是下面选举的。正因为上级机关拥有干部的选拔权，所以掌管干部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总书记斯大林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众多比斯大林有威望、有能力的政治局委员纷纷败在他的手下。无论是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还是苏维埃代表的选举，都由斯大林一手操纵。各种选举成了一种摆设，例行公事而已。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不是通过全党的选举，也不是通过“指定接班人”的办法产生的，而是少数人幕后暗箱操作的结果。既然不存在选举制，自然就不会有什么罢免制，没有真正的选民，也就不存在对选民负责和向选民汇报工作了。所有官员只需向提拔他们的官员负责，赢得他们的信任就可以官运亨通了。
    “工人工资”和廉价政府
    廉价政府是巴黎公社的一个重大创造。十月革命前列宁多次强调，官员的工资应当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在列宁看来，公职人员领取“工人工资”不只是多拿少拿的问题，而是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他写道：“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这种做法往往被某些人看作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但是列宁指出：“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16）
    实施这一措施，就有可能建设一个廉价政府。列宁转引马克思的话说：“（巴黎）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廉价政府的口号是所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既然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这样的口号，无产阶级革命更应当用行动来实践这一口号。列宁说：“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17）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曾经坚持过这一原则，在极端困难的粮食配给时期，各级工作人员所领取的配给份额是大体一样的。但是领取工人平均工资的规定很快就打破了。1917年11月，人民委员会规定人民委员最高薪金为500卢布，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1间。1918年1月重申这一规定，但加上一条：专家不受此限制。（18） 1918年春开始给予专家以高薪，这是一种赎买，是不得已而为之，列宁承认“这违反了巴黎公社的原则”（19）。然而事物的发展是有自己的逻辑的，既然资产阶级专家领取高薪，那么党内专家是不是也应当领取同他们的水平相当的薪水呢？而管理他们的领导人的薪金自然也不能低于专家。于是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高薪逐步普及到各级官员，某些管理阶层的收入与普通群众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1923年3月，俄共县委和区委书记的固定工资为300卢布。当时担任乌里扬诺夫斯克省委委员、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列因的工资为1800卢布，因身兼两职，还可以领取基本工资的50％作为津贴。列因1922年6月的收入为2.3万卢布，1923年增至18万卢布。由于当时的纸卢布不断贬值，这个增长额不能说明多大的问题，不过可以与同期的工人工资作一对比。1923年国营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286卢布，私营企业为441卢布。而1-2月份教师工资37卢布、医生60卢布、兽医35-50卢布。为避免收入悬殊引发社会矛盾，1923年2月乌里扬诺夫斯克省委组织局干脆决定，不允许检查俄共党员的收入，从11月1日起，不再公布领导干部的工资收入。（20）
    随着建设事业的开展，管理人员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执政党和苏维埃机关形成了两套平行的机关，它们的职能重复，机构重叠，目的只是为了保证党的领导。这就形成庞大的党政官僚阶层。官僚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留用的旧职员，人数达数十万之多；一种是苏维埃政权自己培养和提拔的干部。托洛茨基写道：“500万红军的复员，对官僚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指挥官，在地方苏维埃、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担任了领导职务”，于是群众便被排除出国家领导工作之外。（21）
    十月革命后不久，鉴于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列宁曾多次提出党政分开、精简机构的要求，但结果是越精简部门越多，职员越多。据1918年8月统计，在莫斯科的中央和地方职员共有231000人，而经过“精简”，到1922年10月反而变成243000人。当时中央各种委员会有120个，列宁认为真正有必要的只有16个。在18个人民委员部中，列宁认为工作不行的不下于15个！（22） 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院负有改善国家机关工作之重责，但其自身就庞大不堪，有12000人，又干不了实事，列宁甚至认为没有比它更糟糕的国家机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