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纳粹德国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实，今天人们已经有了普遍的认识。当然，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大战的爆发英法方面没有一点责任。如果排除有意恢复纳粹主义的美国和联邦德国的部分右翼势力外，那么，对纳粹的历史审判可以说已经结束。实质上那些酷似纳粹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运动，也把自己同纳粹相区别，而打着“自由”和“民主主义”的旗号。
    尽管人们对纳粹德国挑起战争的事实已有极其明确的认识，但是有关这场战争的计划，尤其是希特勒的政治意图及战争准备的详细情况，仍有许多可供探讨的地方。关于战犯的动机和手法的问题，有些见解往往强调纳粹德国的战争政策，以希特勒性恶论的简单公式来作解释，另一种意见则从希特勒或德国所处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国际权力政治的总体情况出发，对是否只有希特勒才是罪犯，发动战争究竟是不是犯罪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后者是由英国的泰勒（A.J.P.Taylor）提出的。而在有关希特勒战争计划的种种论述中，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罗珀（R·Trevor-Roper）提出的“希特勒的战争目的”论。通过这两种观点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当今西欧史学界的动向和问题。
    罗珀的“希特勒的战争目的”论
    罗珀1959年提出的“希特勒的战争目的”理论，是想论证这样一个问题，即纳粹德国对东方的侵略是以希特勒的思想根源为背景的。在这里被罗珀作为问题提出的是希特勒的个人思想，而非整个第三帝国统治阶层的战争目的。罗珀在“希特勒的战争目的”论中研究的不是构成纳粹权力的各种要素及其意志，或者说不是整个第三帝国统治阶层的政治意志。
    罗珀的观点极其明了，他断言希特勒的战争目的在于掠夺东方苏联的领土，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从《我的奋斗》到柏林地下室的留言，希特勒的内心世界始终没变，始终把对东方的侵略扩张作为宗旨。罗珀的研究方法很简单，他抛开第二、第三手资料，仅仅根据所发现的有关希特勒的原始史料进行考察。他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四扇窗户来窥视希特勒的内心世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劳施宁（H.Rauschning）的《同希特勒的对话》，以及《希特勒餐桌谈话集》（二册）。这四本书分别刻划了希特勒在四个不同时期，即政治上失意时期（《我的奋斗》）、政治上胜利时期（《同希特勒的对话》）、军事胜利时期（《希特勒餐桌谈话集》1914-1942年）、军事崩溃时期（《希特勒餐桌谈话集》，1945年）的不同的内心世界。
    根据罗珀的观点，希特勒的战争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东方帝国。这种观点可以在许多著作中得到证实。如1961年发表的《希特勒的第二本书》。这是一本最近刚刚发现的希特勒在1928年口述的草稿记录。该草稿进一步阐述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就已表明的占领东方领土的思想。希特勒声称：恢复1914年的德国边界是“毫无价值的目标”，为了保证民族的生存，必须占领东方领土。他还主张分阶段地重整军备，打破凡尔赛国际体制。并反复强调要在击败法国后再进攻俄国，英国和意大利有可能成为德国的盟国。
    此外，1961年美国学者卡梅涅茨基（I.Ka-menetsky）在关于希特勒党卫军占领政策的研究中指出了希特勒思想中的“生存圈”观念的重要性，强调它具有希特勒思想的核心意义，他认为应该从实行手段上来看希特勒的本意，从而考察了有组织的党卫军活动。总之，卡梅涅茨基把纳粹的占领政策当作生存圈观念的具体化来认识，在东欧和俄国，确实只要一提起纳粹的占领政策，人们马上就会想起极为残酷的事实。此外，最近进行的关于赫斯赴英的研究，都采取了同情赫斯的态度，认为赫斯是遵照希特勒关于英德互解的思想，在希特勒的认可下赴英的。可以说，这一解释已成为罗珀论点的一个补充。
    对罗珀理论的批判
    罗珀理论包括在史实基础上得到补充、论证的各种论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立即接受他的全部观点。例如，罗珀的“法国不是主要敌人”的观点，同希特勒“法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他的“反犹太主义并非希特勒思想的基础”的论断，同希特勒的主张及大量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相对照，也令人难以接受。因此，有人批判：希特勒的思想是比罗珀所想象的更为矛盾的无政府主义。罗珀的简单理论无法说明希特勒的现实政策。即使希特勒的梦想如同罗珀所分析的一样，但是希特勒所有的决策都从他要实现梦想的观点出发来分析，就过于片面了，因为希特勒政策中的机会主义的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罗珀高度评价希特勒的政治能力，他在《希特勒餐桌谈话集》（1945年）英译本序文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希特勒白手起家，使世界大帝国的计划得以实施直至获得成功，他是这场革命中的卢梭、米拉波、罗伯斯庇尔或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总之，“他始终支配着由他发起的这场革命的各个阶段”。
    罗珀如此强调希特勒的“革命性”，自然引出了认为他滥用“革命”这一概念的另一种观点。罗珀根据希特勒自我标谤的“革命”，并且根据其所进行的反现行体制的运动，对希特勒作出了“革命的”评价，而罗珀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希特勒及其反现行体制运动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是现存价值体系中的消极因素，它并不能创造任何历史的新价值。希特勒主观上确实想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然而这个帝国除了繁殖日耳曼民族，控制整个世界，奴役和杀戮其它民族之外，并无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