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泰勒理论的批判
    最先对泰勒提出尖锐批评的，正是被泰勒所批判的罗珀。罗珀对泰勒的批判，大都以他的“希特勒的战争目的”论为依据，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以及希特勒有关战前史诸事件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例如，对泰勒作出的有关1937年11月5日总统官邸举行的秘密会议的评价，罗珀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承认“希特勒怀有侵略计划和野心”的事实，他不同意泰勒所说的英国对希特勒没有侵略波兰的意图这一点有误解的观点。罗珀认为泰勒虽然注意到了隐藏在希特勒言论背后的现实，但只是片面地引用史料，结果忽视了史料中的重要部分。
    雅斯贝尔斯等联邦德国的历史学家们也指出泰勒的理论有缺陷，泰勒的理论中确实有不少难以论证的地方，然而，它也有正确的地方，而批判泰勒的观点也未必完全正确，如他认为，凡尔赛体制是产生希特勒的土壤，他还指出了西方对纳粹德国的一系列错误性估计和失策。泰勒虽自称是“反绥靖论者”，但他在为希特勒辩护的同时，又极力为英法对德绥靖政策辩护。泰勒尤其认为，从对德军事力量薄弱这一点来理解1936至1939年的英法政策，是过于简单了。他论述到：张伯伦认为，德国对不公平的凡尔赛体制所提出的要求，以及由经济原因所引起的不满是有根据的。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不是由于恐惧，而是由于希望而产生的结果，是欧洲全面和解的计划”。罗珀反对的正是泰勒的这种绥靖政策观。
    泰勒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有独特的立场，并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泰勒的功绩在于他能够相对地认识本国在二次大战期间的立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五版（1963年）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他研究的重点不是希特勒，而是英法两国，即研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者，并享有国际决定权的英法两国对于德国的要求所采取的态度。希特勒战争恶魔论冲击了受英法观点束缚的思想意识，这就是泰勒的重要着眼点。同强调希特勒侵略是有目的、有意图和有计划的罗珀的论断，或以霍费尔为代表的联邦德国史学界的观点相比较，泰勒解释历史的方法是更重视客观条件。
    泰勒认为魏玛共和国和纳粹体制在国内政策上存在着较大差别，但在对外政策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根据他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产生了“德国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失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尤其对英法在外交方面的失败进行了严厉地批判，指出英法两国对德国问题的解决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泰勒没有考虑到，在希特勒的思想内部是否有新的，或独特的东西。他认为，希特勒的要求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立场，这是很自然的，并非只有希特勒是罪恶和不道德的。按照泰勒的观点，德国问题是由于没有按欧洲的自然比例来对待这个比英、法、意人口还多的大国而造成的。他认为，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时，已经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原则，把德意志看作是一个国家，那么，这种问题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在第五版的序言中，他说明自己没有为希特勒辩护的意图，也不想支持“修正论者”。确实，他没有亲德或亲纳粹主义的经历，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也没有鼓吹要复活希特勒思想，只是想从相对的角度分析英、法、德三国的不同立场。这一点与作为新法西斯党理论家的霍根（David J.Hoggan）赞美希特勒的理论不同。但是，泰勒的这种相对认识论，结果只能导致希特勒也有一分道理的结论，从而暴露了他的理论缺陷，即他不是在德国军国主义基础上，根据德国国内结构来看德国问题，而是把德国问题仅仅当作欧洲国际力量关系问题来考察德国的自然地位。
    在纽伦堡审判和战后各国的学术界所持的正统观点，即否定纳粹德国的战争冲动论中，泰勒显然属于“修正派”论者。与此同时，泰勒本身亦难避免“修正主义”理论的缺陷，即虽然认为一个国家不应当制裁另一国家，但他却忽视了民众对于权力政治和战争的批判运动在发展壮大这一历史的宏观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