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的风云激荡年代。各种思潮汹涌澎湃，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冲击着欧洲思想文化界，进而形成强大的政治运动。这些思潮的涌现向人们表明，政治已不再仅仅是宫廷和政府的事，不再仅仅是特权等级和教会的事，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以及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也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和看法。在这些思潮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这一时期遍及欧洲的最强劲的政治思想运动；与此同时，作为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相抗衡的一种思潮，保守主义在这一时期也有充分的表达。
    在德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三大思潮呈现独特的发展趋势。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德国恢复了封建割据状态。以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为首的封建保守势力对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要求进行打压。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资产阶级在思想意识领域掀起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波涛。德国封建保守势力则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权威，打出了保守主义的思想大旗，形成了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这三种思潮的较量对日后德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
    在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自由主义是一股最强大的思潮和运动。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运动给德国社会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同时，这一思潮和运动在德国发展的困难性和不断失败也向人们表明，作为德国近代社会政治发展核心问题的民主化进程为何一直处于进展缓慢状态。
    自由主义盛行于19世纪的西欧，是正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其政治含义体现为自治、自主的原则，理性、自治、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它的主要内容。这种思想首先来自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从自由主义角度出发，个体的自治、自由是生命观的核心，也应该是国家和社会的目标。同时，自由主义也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产物。根据自由主义思想，国家活动的内容和方法都应该受到限制，个人的自由在强大的国家优势面前应该得到保障。为此，必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必须进行权力分工，建立法制国家。可见，所谓的自由主义主要是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的，是一种反封建的思想，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原则。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较高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缘故，自由主义在英、法等西欧国家有充分的发展。
    在德国，人们对自由主义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或者可以解读为一种温和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按照德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尼佩代的看法，自由主义是一种“后革命性的运动”（postrevolutionre Bewegung）。[1] （P287）其理由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等使人们已经认识到，必须保障自由、权利和分权性的宪法，以便更有效地对付激进的多数派的危险。革命是无计划的，不幸的，因此，人们宁愿社会在改革和循序渐进地演变的基础上稳步前进。托马斯·尼佩代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多数德国人的看法。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当时普鲁士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法国革命在本国重演，使普鲁士通过“自由、和平的努力”而非革命性暴力，迈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2] （P185）普鲁士改革发起人施太因曾指出：“从旧事物形态向一种新秩序的过渡决不允许过于激烈。”另一位改革领导者哈登贝格也强调：“一次好的意义上的革命，……是通过政府的智慧而不是通过内部或外部（暴力的颠覆）”，[3] （P271） [2] （P185）即赞成法国革命的内容，但不赞成法国革命的方式。他在给普王的奏折中表示：普鲁士“必须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4] （P49）是这种看法，使德国人在通向自由主义王国的道路上表现出一种新的不同于西欧自由主义的特点。
    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社会仍处于一种相对落后的状态，与英、法等国相比，资本主义尚欠发达，资产阶级力量较弱。因此，自由主义并非体现为正在上升的经济资产阶级① 的运动，打头阵的不是经济资产阶级，而是一群资产阶级化的、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与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不同，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封建制度和专制国家。由于力量软弱，他们只能希望借助于国家力量实现自由主义的目标。在他们眼里，国家“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是现代性、进步和自由的代理人”。[1] （P289）这种认识使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日后表现出对国家政权的高度信任和依赖。也正是这种认识，使得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仅仅停留于思想、理论和原则上，缺少危及现存国家和秩序的实际行动。德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鼻祖康德在论及“自由”时曾将它划归理念和Sollen（应该）的范畴，表现出极大的温和性和软弱性。由于这种温和性和软弱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各种事关德国前途的重大政治决定方面不可能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自由主义思潮还外化为一种对德意志国家进行改造、使德国成为法制的、立宪的国家的努力和运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总是用自由主义的眼光来审视现行制度，并提出批评，这就必然与1815年建立起来的维也纳反动政治体系发生尖锐矛盾，从而导致自由主义者与坚持维护现状的各邦封建专制势力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些重要代表，包括如弗莱堡大学的卡尔·罗泰克，蒂宾根大学的罗伯特·莫尔等德高望重的教授，都因为反对现行制度而丢掉了在大学的职位。巴登政府甚至一度关闭了弗莱堡大学。[5] （P43-44）1819年3月23日，大学生卡尔·路德维希·桑德刺杀了经常抨击自由主义思想和爱国学生运动的保守派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立即利用这一事件促使德意志联盟议会通过了所谓的“卡尔斯巴德决议”，据此，大学中的学术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新闻受到严格检查和控制。[6] （P6-13）德国境内的大多数自由派被解除了职务。甚至普鲁士的著名自由派大臣威廉·冯·洪堡和博伊恩等也未能幸免。
    然而，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并未被严厉的镇压所摧垮。自由主义思潮逐渐从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向整个中小资产阶级社会阶层扩散。1830年法国革命爆发后，德国也出现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抗议浪潮。1832年1月，在巴伐利亚的莱因普法尔茨建立了“促进新闻自由祖国协会”（不久改为“新闻与祖国协会”）。1832年5月27日，在自由派政治家约翰·格奥尔格·维尔特和菲利普·雅可布·西布恩法伊弗尔的号召下，来自全德各地3万多人相聚于黑森的汉巴赫宫，表达对自由的渴望。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复辟势力之间冲突的一个典型事例是所谓的“哥廷根七君子”维护宪法的斗争。1837年11月1日，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废除了1833年的汉诺威宪法，宣称该宪法是“用完全无效的方式设立的”。[7] （P81）
    面对国王无视宪法的举动，哥廷根大学的达尔曼、阿尔布莱希特、雅可布和威廉·格林兄弟、格维努斯、埃瓦尔德、韦伯等七位教授挺身而出，加以反对。他们认为，国王须依据宪法治理国家，1833年宪法仍然有效。斗争的结果是，这几位著名的教授被解职，而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的画像仍悬挂在哥廷根大学的大礼堂里。鉴于此，有德国学者感慨道：“德国在为其民主斗士树碑立传方面总是难有所为，相反，它在馈赠它的诸侯方面却总是慷慨大度”。[7]（P82）
    德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虽然影响较大，但收效甚微。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前文提到的德国自由主义的软弱性及其对国家政权的严重依赖性。这种软弱性和依赖性使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与封建势力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