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娘”管理国家
    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认为在现代社会管理国家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需要的仅仅是“登记、记录、检查”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厨娘”也能够管理国家。
    这里显然把国家的管理事务看得过于简单了。在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也许仅靠登记、记录和检查等极其简单的手续可以管理国家，但迄今为止现实中也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国家。而像俄国这样小生产如汪洋大海的国家，无论是统计还是监督都是非常困难的。苏联20年代的统计数字往往失实，其原因不是主观随意性，而是难以作出准确的统计，尽管当时有不少旧俄留下的高水平的统计学家。后来列宁也看到，管理国家、管理经济需要文化知识，并在最后的文章中强调，需要推行“文化主义”，普及文化知识，扫除文盲，学习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等方面的原理。他得出结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谈不上社会主义的。
    废除常备军、警察，实行全民武装
    巴黎公社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废除常备军和警察，代之以全民武装。这里的实质就是使国家不再是镇压人民的工具。
    十月革命后，原来的军队没有解散，只是成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由它们反映和代表士兵的利益并直接参加苏维埃政权。1918年春，苏维埃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常备军--工农红军。
    废除常备军不仅不现实，而且也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所不愿意的。苏维埃政权需要对付三种力量。
    第一，世界大战还在继续，苏俄政府的媾和建议未能得到各国的响应，必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从旧政权接受过来的军队已经溃不成军，无法抵挡德军的进攻，因此必须组织自己的军队。
    第二，国内存在反革命暴乱，必须镇压剥削阶级的武装反抗。在阶级对立仍然存在的社会里全民武装是不可能的。
    第三，历史表明，在苏维埃政权下，除了镇压资产阶级以外，还要镇压国内其他对政权不满以至反抗的力量。在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下，粮食征收制几乎收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引发广大农民的严重不满，他们纷纷起而反抗，甚至进行武装对抗。苏维埃政权则动用正规红军去镇压农民和士兵的暴动--当时叫做“剿匪”。1921年春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正是被正规红军镇压下去的。
    1936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据称国内只存在三个社会集团--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苏维埃知识分子，已经不存在敌对的阶级。但是，这时候反而存在更加庞大的强力部门，以镇压党内的反对派、国内的异议人士以及不听话的少数民族。对内的镇压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加强了，恰恰是在“世界上最民主的”新宪法通过后的1937-1938年，镇压达到了高潮。雅科夫列夫是苏联政治镇压牺牲者平反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又是俄罗斯联邦政治镇压牺牲者平反委员会主席，负责调查苏联时期的镇压情况。他在200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时期各种镇压牺牲者总数为2000万左右。⑨ 斯大林认为，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继续保持和强化国家机器，这就把镇压的实践上升为规律了。
    关于议行合一
    列宁非常欣赏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否定资产阶级的议会制。“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⑩ 他认为，这样就能取消资产阶级议会这个“清谈馆”。
    列宁早就认定苏维埃是新的政权组织，从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他在《论两个政权》（1917年4月8日）中写道：工兵代表苏维埃是革命的专政，“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个类型的政权，其基本标志是……权力的来源不是议会预先讨论和通过的法律，而是来自下面地方上人民群众的直接创举……就是直接‘夺权’”。（11） 布尔什维克党既然通过武装起义获得了政权，当然无需立宪会议的授权，也不会允许立宪会议来取代自己。列宁说过，专政是不依靠法律的政权。
    但是在执政之后“议行合一”原则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开始时有两个并行的立法机关，除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外，人民委员会也拥有立法权，经常发布各种法令。人民委员会有权立法，是因为当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存在反对党，布尔什维克的法令草案往往无法通过，于是就绕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人民委员会直接发布法令。这种“议行合一”，这种立法与行政职能的混淆造成令出多门，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还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之间把立法与行政职能分开了。
    在谈论议行合一的时候，监督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执行者应当得到相应的监督，这是现代政治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十月革命后成立的新政府内起初甚至没有设置监察机关，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是之后设立的，并且还是人民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不具有独立性。长期以来，斯大林是这个部的人民委员。列宁在1922年和1923年初看到，监督力量的薄弱助长了官僚主义的发展蔓延，如何对党政机关实施监督成为列宁病中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在评价工农检查院的工作时写道：“让我们直接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任何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办得更糟的机关了。”（12） 由于工农检查院缺乏威信，无法承担实施监督、改善国家机关的任务，列宁建议把它与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为统一的党政监察机关进行工作。他最后的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谈的就是如何做好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的问题，他要把监督施加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政治局和总书记身上。但由于不久列宁病逝，监督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为防止党的分裂，列宁曾建议扩大和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斯大林却趁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去。列宁逝世后，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那时频繁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其目的是增加斯大林派与会的人数，以压倒反对派。起初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与中央委员会并行的机构，到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取消了它的独立地位，使监察机关从属于中央委员会，变成仅仅监督中央指示执行情况的机构。从此党和国家的监督完全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