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于党的组织原则问题。陈独秀十分反感旧式政党人心不齐，组织涣散的普遍弊病，他认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有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且还在实际行动中要实行必要的组织纪律和集中领导，即贯彻实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为俄国共产党所推行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他指出：“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非个人逃出社会之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9页。）中共一大召开前夕，陈氏郑重其事地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条意见，主张党要实行“民权主义指导”和严格的“纪纲，”（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147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北京）。）即是党要有组织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当然，陈氏也并非主张独裁制，他早年高举过“民主”的大旗，对封建专制深恶痛绝。在建党问题上，也注重党内民主。在党内争论党中央的组织形式时，有人建议采取旧式政党的党魁制度，陈独秀果断地予以否定，力主采用比较民主的委员会制，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95-96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北京）。）
    第四，关于党的纲领问题。中共的筹建过程中，陈独秀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作为共产党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注：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共成立以后，陈独秀又主持了关于党纲问题的讨论，明确指出组织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9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北京）。）在稍后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陈氏正式宣称：“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共产党的任务是集中和组织这阶级争斗的势力……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阶级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正如一九六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注：《“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陈独秀也作了一些分析，认为“一切生产工具都归劳动生产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条。”（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页。）
    第五，关于党的策略和手段。陈独秀考察比较了中外多家政党，尤其是中国的旧式政党，得出的结论是：要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只有按照俄国共产党那样采取革命的方法，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段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家阶级永远不至发生。”（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0页。）他同时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议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页。）他还认识到，孙中山先后的三民主义和他领导的革命运动并不彻底；无政府主义又流于空想，绝无实行的可能；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最终他得出的有关革命的策略和手段是：“以中国实际情况而论，就非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争斗、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9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北京）。）可见，“走俄国道路”已是中共创建前后陈独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陈独秀的建党思想确有取法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党之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不能由此就说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卢布党”，中国共产党“外来论”。其实，早在中共成立之初，便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反动政客鼓动如簧巧舌，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大加诬蔑与诽谤，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当即理直气壮地给予了反击，并旗帜鲜明地表示：“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然应该服从墨司哥共产国际之训令，这件事可以公开的告诉普天下人而毫无惭愧与隐痛。”（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90页。）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之时，在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之时，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册，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理论决不可能仅仅是取自马克思主义一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及其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毫无疑问地要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所注意并吸取。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亲身经历了自中国同盟会成立特别是民国初年峰涌而起的众多政党及其政客、党棍、军阀、文痞、奸商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争权夺势、追名逐利的腐败政治，亲眼目睹了政党政治的救国方案彻底破产的严酷现实，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了旧式政党的诸多弊端和卑鄙性质。这些经历，曾使矢志革命的陈独秀深恶痛绝、痛心疾首。然而，在中国近代，要救国就必须革命；要革命、就必须组建政党。在这个废立两难的困境中，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认真总结了旧式政党的失败教训和政党政治的利弊得失，又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的光辉实践中和远道而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详尽介绍中了解、认识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思想内涵，因而决定效法（也只有效法）布尔什维党的斗争实践，服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尽管还不够全面，但毕竟已经“拿来”了其主要的理论。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与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相互撞击，最终汇成了陈独秀的建党思想，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也是内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与外因（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共同作用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