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而外，孙中山提到的影响中国的世界主义的另一外来渊源是俄国。只是说法前后略有歧异，开始说是英俄两国现在生出新思想，后来又改为现在的英国和以前的俄国。所谓以前的俄国，当然包括雷海宗所列举的老托尔斯泰。不过，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而论，俄国无政府主义党人所鼓吹的世界主义无疑更为广泛深入。清末以来，由于反对专制的共同目标，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的知识人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不少人主要把托尔斯泰当作无政府主义者加以接受。而影响民初知识界最为深广的，当属贵族出身、主张激进、提倡互助的克鲁泡特金。一般而言，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家族、国家，主张世界大同，接受无政府主义的中国人，亦无例外。清末新世纪派即认为：“今之无政府党、社会党，皆大同主义也。”（注：鞠普：《〈礼运〉大同释义》，《新世纪》第38号，1908年3月14日。）“无政府，则无国界；无国界，则世界大同矣。”（注：民（褚民谊）：《普及革命》，《新世纪》第17号，1907年10月12日。）天义派更加反对排满复仇的民族主义。刘师培称：“今日欧美日本民党之中，其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所持之点有二：一曰世界主义，一曰非军备主义，均反对本国政府持侵略主义者也。”“中国之民虽恒抱民族国家二主义，然持世界主义者亦复不乏。则亚洲各弱种由国家主义进为大同之团结，亦必为期不远。”（注：申叔：《亚洲现势论》，《天义》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30日。）
    民国以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大力推介世界主义，宣称：“无政府主义乃世界主义，乃世界人民共图之事业。”（注：太侔：《复了僧君》，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2页。关于清末民初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主义观，李怡《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有所论及。）新文化运动前后，正值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盛极一时，反对民族主义而鼓吹世界主义，在青年中影响不小。有人批评“现在有一般较为觉悟的青年，以为要把中国弄好，非提倡‘爱国主义’不可，因此就把‘爱国主义’当作中国人到幸福唯一的路，于是‘爱国主义’之声遍于全国。我以为这种现象实在可怕。我承认‘爱国主义’是人类进化障碍”，并引托尔斯泰对爱国主义的定义：“爱国主义者，杀人之制造场也。”（注：芾甘：《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警群》第1号，1921年9月1日。引自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41页。）他们呼吁望着“很远大很光明的全人类社会的目标去进行。在这进程中，不必拿国家主义来做手段，也不必拿国家主义来做抵抗强权的利器。因为拿国家主义来做手段，那就世界主义必为国家主义所牺牲；拿国家主义来抵抗强权，到底仍被强权所征服……须知抵抗别人的侵略，拿国家主义来做后盾，在前时或者可以有效，在现在世界的新潮就不行了。”德国的失败，就是国家主义到达极点的失败，此后要想爱国救国，只能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大同主义。（注：秋霖：《国家的处分》，《闽星》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23日。引自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423-425页。）广东一直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宣传和组织活动相当活跃的地区，孙中山不难感受到其世界主义倾向的影响。
    至于孙中山所说过去的德国，当指马克思。依据戴季陶的理解，“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世界主义也”（注：天仇：《无道国》，1911年2月2日《天铎报》。）。“世界一人类之大社会也。欲求人类之幸福，不可不求世界之平和；欲求世界之平和，不能不废此国家之竞争……社会主义者，人类之福音也，除魔之天使也，社会幸福之大则也，世界平和之始基也。”（注：天仇：《社会主义论》，1910年12月4日《天铎报》。）尽管世界上社会主义派系纷呈，至少在五四时期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人看来，“马克斯以前，许多社会主义的河流都流到‘马克斯’这一个大湖水里面。有许多时候，好像说起社会主义，就是指马克斯主义，讲马克斯主义，就无异是说社会主义。”而“马克斯主义是世界的不是国家的”。（注：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8日。）所以许多中国知识人将主张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世界主义的一部分。戴季陶等人一度游离于孙中山，原因之一，便是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有所动摇。这曾经引起孙中山的强烈不满。
    二、内部响应
    世界主义进入中国，需要中介，无论是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不会直接与中国发生联系。孙中山所说现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当是通过各种中介接触或接受世界主义，并由此了解到民族主义相比于世界主义的局限。
    清末民初，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知识人相当广泛，不要说新文化运动前后组织各种无政府主义党团的活动家和宣传家，许多并不一定参与相关组织活动的人士，无政府主义的烙印也相当深。早在1902年，蔡元培在评论日英联盟时就认为：“此举或当为世界主义之发端，而黄白二种激剧之竞争且由是而潜化”，希望中国“破黄白之级，通欧亚之邮，以世界主义扩民族主义之狭见”。（注：《日英联盟》，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0-161页。）同年他为《中等伦理学》作序，又标举原书作者日本元良勇次郎的《伦理讲话》，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东洋思想与西洋思想，凡其说至易冲突者，皆务有以调和之”（注：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169页。）。他反对以种族观念提倡排满，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留学德国期间，蔡元培编著了《中等修身教科书》，批评“爱国之士，屏斥世界主义者，其未知人类相待之本务，固未尝与国家之本务相冲突也”（注：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0-231页。）。他提倡科学与美术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最完全不受他种社会之囿域，而合于世界主义者，其惟科学与美术乎……故曰：科学、美术，完全世界主义也。”（注：《〈学风〉杂志发刊词》，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335-336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蔡元培对协约国用《互助论》对抗德国表示好感，认为今日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过渡时代，希望青年学生同时抱爱国心与人道主义（注：《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页。），并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演说，响应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呼吁消灭种族偏见，发展大同主义。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认为教育随时代及人类智德进步，已经历了家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和军国民主义等阶段，正在进入世界主义阶段，因而认为“战前教育偏于国家主义，战后教育必当偏于世界主义”（注：《欧战后之教育问题》，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81页。），并告诫创办《国民》杂志的北大学生：“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注：《〈国民杂志〉序》，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