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民党人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一些人与新文化派走得相当近，如戴季陶。早在辛亥时期，他就接触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世界主义的观念相当认同。主办《星期评论》时，戴季陶对于社会主义进一步附和。他认为社会主义天然为世界主义，在全世界的经济组织已经联成不可分的关系时，从前那种各国家对立的制度和少数资本家独占生产机关的制度，同时发生破绽。“由国家生出的破绽，就是世界主义的趋向。由资本主义生产制生出的破绽，就是社会主义的趋向。”各种国际组织的成立，说明国家对于世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说明国家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世界的是要世界才能解决的，是要一致的，是不能各个分裂的”。戴季陶进而认为：“俄国的革命是在世界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固有的范围为起点的革命，并不是在国家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为单位的革命。”中国对于远东问题，也应该在世界主义的旗帜下面进行。（注：《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
    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除国家主义派以外，新阵营中的不同政治文化派别从各自的立场和政见出发，向全社会尤其是青年学生传达着一个共同的信息，即民族国家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主义的时代正在来临，和平与大同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高一涵在《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一文中所分析的头一条就是“国家观念之变迁”，“信赖民族竞争之小国家主义者又一变而神想乎人道和平之世界国家主义。欧战告终，国际间必发生一种类似世界国家之组织，以冲破民族国家主义之范围。此征之于最近西人之舆论而可信者也。”（注：《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尽管还有国家主义派的宣传与活动，巴黎和会与国际联盟的种种表现又让满怀期望的国人大失所望，外侮的压力不断刺激青年学生的爱国热诚和民族情绪，热切追寻世界潮流的青年学生还是相当普遍地接受了世界主义观念，调整其原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意识。北京学生救国会的《国民》杂志，在提倡国家主义的同时，一再声明不是德国式的国家主义或军国主义，而是自为的、合理的、世界的国家主义。湖南的新民学会会员因为信奉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反而有忽视目前实际问题的偏向。（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6、156页。）在天津读书、又留学日本的周恩来也认识到：“二十世纪的进化潮流上，要不行国家主义、世界主义，那是自取灭亡的。试看德意志的军国主义，现在能容留么？”（注：《旅日日记（1918年1月1日-10月20日）》，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文字及标点疑有误。）
    对于近代中国世界主义的渊源流派，孙中山不一定全都了解得十分详细，但他与其中的不少代表人物有过或长或短的交往联系，或多或少地了解其立场主张。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认真观察过新文化派的宣传活动及其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影响，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主张有直接关联的思潮，无论赞成与否，均经过认真思考，并且或明或暗地发表过有针对性的意见。他对世界主义的批评，绝非捕风捉影。作为有主张有计划的革命先行者和领袖，孙中山不会轻易附和一般新进青年的认识。同时，在了解世界更加深入切实的孙中山看来，令新青年趋之若鹜的“世界潮流”，不仅要分流派，而且还要看是否合乎中国国情。他反对用世界主义取代民族主义，正是不盲目随波逐流的表现。
    三、分歧与一致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世界主义的流行，虽然可能导致部分青年对孙中山民族主义主张的怀疑，实际上双方在许多方面相似相近，甚至基本一致。
    孙中山认为世界主义不适用于当时中国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早已进入世界主义，并且饱受其害，“从前中国知识阶级的人，因为有了世界主义的思想，所以满清入关，全国就亡……中国大多数人很提倡世界主义，不讲民族主义，无论什么人来做中国皇帝都是欢迎的。”（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16页。）在近代世界，失去民族思想是导致中国遭受外国列强侵略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历来没有民族主义，只有天下大同思想，这是不少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共识。如梁启超就说：“‘全人类大团体’的理想，我们中国是发达很早的，我们向来并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我们中国人所宗尚的，一面是个人主义，一面是世界主义，中间却不认得有什么国家主义。”（注：《国际联盟评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126页。）“我国民大成功之根本理想，则世界主义也。‘国家’一语，有若何特别重大之价值，我国民殆不甚理解。”（注：《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页。）陈独秀也断言：“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观念，不懂得甚么国家不国家。”（注：《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新青年》第7卷第2号。）从胡适所列《中国人的和平理想》一书的目录看，他显然也认为中国人早有类似世界主义的观念。不过，对于历史上所谓世界主义的作用，以及近代转向国家主义的得失，意见则不尽相同。孙中山认为，过早地进入大同主义，导致国人缺乏爱国心和团结力。梁启超一度也认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救亡图存的良方，但后来却说：“此种世界主义的理想，我国民五千年来，皆恃此为成功之一大根原。及至十九世纪，国家主义成为天之骄子，我国民舍其故步而谋学步焉，与我固有之国民性不相容，学焉未睹其利而先承其弊，于是演一大失败。”（注：《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29页。）则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秉赋虽是客观存在，如何认识引导却看法相异甚至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