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弱小民族有实行爱国主义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是孙中山与新文化派精神沟通的又一要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虽然显示人类只有合作才是出路，国家主义实行的依据即民族竞争的时代并未过去，尤其是弱小民族，如果不能摆脱被侵略受奴役的地位，在世界主义的旗帜下必然丧失生存的权利。一度沉迷于世界主义的胡适，仍然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关怀。（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125-131页。）他对于世界主义的界说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他认为：“今日之世界主义，非复如古代哲学家所持之说，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甚至深恶国家之说，其所期望在于为世界之人，而不认为某国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义则大异于是。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其国。”这也就是所谓“世界的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国家”，亦即学人所称与古代世界主义不同的近代国际主义。在此观念下，“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是也”。（注：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第200、508页。）罗素离开中国前发表的最后演讲“中国人到自由之路”指出：“中国最要紧的需要是爱国心底发达，而于有高等智识足为民意导师的尤为要紧。”一些高论家责备其和从前热心主张的世界主义相反背。陈独秀“独认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因为“高论倘能救世，孔、孟之称仁说义早已把世界弄好了”。中国人如一盘散沙，当政者实行不爱国主义，只有爱国才能避免民族走向自杀。（注：《随感录·卑之无甚高论》，《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孙中山虽然主张民族主义，却并不否认世界主义，他将世界主义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而以民族主义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如果不能用民族主义图生存，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便会被淘汰。因为世界主义往往是强国提倡，于其利益大有好处。他接受民族自决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实现独立自主的新观念，用民族主义实现内部的自我联合，再联合世界上的所有弱小民族，共同用公理打破强权，“强权打破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将民族主义视为实现世界主义的基础，“象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万人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有了基础，然后才能扩充。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20、231页。）这不仅是以包含国际眼光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世界主义的前提，而且是实现世界主义的客观条件，亦即一般学人认为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重要分界。蔡元培后来评论三民主义以中庸之道调和折衷时说：“持国家主义的，往往反对大同；持世界主义的，又往往蔑视国界，这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族主义，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注：《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488页。）只是孙中山的观念里，多少还有一些大国主义的成分，与世界主义不无矛盾。而且如何通过民族主义进入世界主义，而不至于滑向反面，苏俄虽然进行过新的尝试，却没有树立起成功的范例。
    孙中山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似乎处处印证了他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论断的正确。日本侵华步伐的步步紧逼，刺激中国人的爱国和民族情绪一再高涨。而在对外关系上不少人寄予希望的国际联盟，不仅显得软弱无力，反而对侵略者有纵容之嫌。结果，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暂时抛开世界主义的憧憬，回到民族国家的立场。蔡元培自清末以来一直是世界主义的忠实信徒，可是后来他似乎也接受了孙中山的主张，认为：“中国受了世界主义的欺骗，所以把民族主义失掉。所以，我们不谈世界主义，谈民族主义；民族达到了，才好谈世界主义。”（注：《三民主义与国语》，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412页。）他拟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既主张“恢复民族精神，发扬固有文化，提高国民道德，锻练国民体格，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艺术兴趣，以实现民族主义”，又“提倡国际正义，涵养人类同情，期由民族自决，进于世界大同”。（注：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276页。）只有胡适等少数人，始终不渝地坚持其世界主义立场，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也不曾根本动摇。
    或许与世界主义的影响有关，孙中山晚年宣讲民族主义，重心也有所调整。开始他着重强调汉族对于其他少数民族的中心地位和同化作用，确有种族主义之嫌。这也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从来或明或暗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回应世界主义批评的过程中，孙中山虽然没有放弃汉族中心的观念，至少在正式宣讲的场合，这种对内的种族倾向有所减弱。他主要是针对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家族、宗族主义发达，天下思想强而民族观念弱的汉族立论，增强其民族意识以对抗强权，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这一目的一旦实现，早已进入世界主义的中华民族自然会以和平与平等精神待人。孙中山的良好愿望和中国古已有之的天下意识，能否防止在民族自觉过程中出现种族偏向和霸道倾向，不无可疑。不仅当时国人对此疑信参半，后来的外国学人也不断质疑中国古代的文化至上观念，批判近代民族主义复兴过程中种族复仇意识膨胀所滋生的流弊。尽管如此，中国人很早就用不同于近代西方人的观念和态度处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当是不争的事实。这对处理当代有关民族、宗教、国家关系的众多复杂事务，确有可资借鉴之处。实际是以西方标准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能否协调与融合西方以外的因素，反而是对世界主义的最大考验。
    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看，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除了对外的“狭隘”，对内也有“集权”的倾向。孙中山晚年演讲三民主义，用意之一，是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各种新兴思潮的影响日见广泛，广大青年乃至国民党内亦为之波动的现实，要改造国民党，吸收新血液，首先就要重建三民主义的权威。而重建思想权威，必不可免要与各种新文化思潮一分高下。1923年11月，邓泽如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历数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的严重威胁，其中便特别提出陈独秀“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孙中山对此批道：“此乃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且又为我晓喻之，谓民族主义者，正适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故彼等亦多觉悟而参加吾党。”（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59-1761页。）由此可见，孙中山反击的矛头虽然同时也指向列强，而且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的认识上，某些方面与陈独秀等人相当接近，其演讲三民主义，暗中还有针对苏俄和中国共产党人之意（他在演讲中调整世界主义俄国来源的时间，当时不希望此意表露得太过明显）。或者说，他不能容许其他人挑战其对于国民党乃至整个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威。
    就人类整体发展的全程而言，民族国家与世界大同的确代表了不同的阶段，因而有高下之别。但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主张民族主义还是世界主义，又有具体的背景和利益，其间的差异导致不同的立场，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未必可以用先进与落后来解释。况且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纠葛的背后，还有复杂的中西关系的大背景。在经过华夷、体用等等阶段的抵拒，终于情愿或不情愿地承认西方为世界，为先进，为现代之后，国家民族危亡的巨大压力又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本民族的地位和出路，并且意识到西方不等于世界、先进和现代。即使认为等于之人，也不得不考虑，作为后进的民族或国家，如何能够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而不以牺牲自我为代价。从世界主义的立场看，民族主义不可能打开通向人类大同的坦途，而用民族主义的观念看，世界主义又不能有效地保护后进弱小民族的利益，如何协调，认识上尚无定论，实践起来更需经历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