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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制与现代日本社会(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小森阳一 参加讨论

“臣民”这一新的表述使德川时代的社会组合完全失效。旧日的“臣”、“民”之间的阶级和身份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被取消,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旧日的“臣”降格为今日的“民”,旧日的“民”升格为今日的“臣”。也就是说,武士不是臣而是民,农民和市民因成为军人而可以上升为臣。与此平行的是,多元的“君”、“臣”关系,被以天皇为唯一之君的一元化状况所取代,在天皇之下,所有的“臣民”都是平等的。
    在平等主义这一点上,“臣民”的概念远比维新时期的“四民平等”的口号更理念性地得到贯彻。结果,此前与“忠”这一精神构造无缘的90%以上的人,被强制性地灌输这种新的观念。因此,《教育敕语》成为在学校这一场所的仪式中必须反复奉读的文本。而且,武士阶级的君臣关系表现为可视性的互酬关系,即受之于君恩的土地和稻米,与发自于臣一方的忠。与此相对,由天皇的“德”带来的恩惠是不可视不可计量的。因而,皇恩既可说是无限的大,亦可说是单独的无。如果想使皇恩可视化,那么由殖民主义的对外侵略带来的扩张是唯一途径。
    通过“国体”的理念,即“朕”与“尔臣民”的特殊关系,《教育敕语》成功地构成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内在的“矛盾”,即天皇权力的绝对性与立宪君主制的制约间的“矛盾”,然后再通过“国体”的概念规定成功地将之隐匿。要准确地把握由《教育敕语》产生的支配性结构,恐怕仅仅认识到天皇制意识形态对国民的洗脑,以及以天皇为大元帅的军国主义教育的彻底性是不够的。
    《教育敕语》所提示的神话式的“国体的理念”是以天皇之名而使国家官僚统治绝对化的言论。正因为如此,每当全国各学校举行仪式之际,《教育敕语》才必须被反复“奉读”、“捧读”,并加以再解释。于是,在这种朗声“奉读”行为的现场,在学校仪式的进行中,通过《教育敕语》的朗声“奉读”这一行为媒介,“国体”这种仅仅是观念的产物在对师生的身体性动员的形式中得到实体性显现。因此,“奉读”的现场只不过是一个确认的场所,一个反复确认皇国的意志是否传达到了每一个“臣民”的场所。位于“国体”中心的天皇利用《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这两个言论装置,通过与“臣民”的身体性和精神性的结合,希冀自身能够获得“臣民”的同一性的欲望被反复地再生产着。
    更值得注意的是,靖国神社对战死者的合祀使《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这两大文本所产生的“臣民”与作为“国体”的天皇的结合成为永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使死者与天皇相结合。以靖国神社的合祀为核心的国家神道浸透于一般庶民的精神生活,是在日俄战争以后。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日俄战争是一场国民总动员的战争,其战死者数目之多远非甲午中日战争所能比拟。把为视同“国体”的天皇而战死的“英灵”集中于靖国神社,然后天皇亲自参拜,表达对“英灵”的祭奠,因此,战死者的死就被定位成为国捐躯。这就是靖国的思想。靖国神社虽然叫做“神社”,其实与传统的日本神道毫无关系。靖国的思想其实是关于战争与国家的宗教教义。具体说来,大日本帝国陆海二军的许多士兵因身为大元帅的天皇的命令而死于甲午、日俄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如何在与国家即“国体”的关系中赋予这些死以意义,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靖国的思想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为动员国民参与战争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装置。
    事实上,明治国家已对欧美列强表明了政教分离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方针。正因为如此,以靖国神社为中心的近代国家神道被认为不是宗教,战死的士兵,无论是佛教徒还是基督教徒,既然是为了作为“国体”的天皇而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就与信仰无关,其“灵”在靖国神社被合祀,受到既是大元帅又是祭司的天皇亲自拜祀。全体臣民都可以因为天皇而死而获得死的意义和价值的永恒性,而这是通过靖国而被赋予的。靖国的思想隐含着近代民族国家强迫国民自愿地在战争中为国家献出生命的意识形态手法。
    因此,今天的日本右派势力反复对靖国神社进行正式参拜,目的在于使现在的日本重新成为可以进行战争的国家,即全面追随美国的世界战略,并为此可以行使武力。而且,这部分势力把更改宪法第九条的和平国家理念作为前提,意图更改现有的《教育基本法》。须知,脱胎于对《教育敕语》的国家主义教育的否定,于1947年制定的《教育基本法》不是偶然的。作为陆海二军的大元帅的天皇颁布了《军人敕谕》,作为既是大日本帝国的元首又是国家统治者的天皇则颁布了《教育敕语》,作为靖国的祭祀者的天皇参拜靖国神社,当这三种均出自天皇的行为结成三位一体的时候,近代天皇制的意识形态就完成了。
    “二战”以后的天皇制
    那么,这种三位一体的近代天皇制体制在战后的日本被解体了吗?1945年8月15日,天皇“对大日本帝国臣民”广播了14日写就的《终战诏书》。这部诏书在日本一般被理解为是对《波茨坦宣言》的接受,但实际的行文却在表明了“接受共同宣言的精神”之后紧接着写道:“曩所以向美英二国宣战,实亦出于求帝国之自存和东亚之安定,夺他国之主权、侵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志也。”对战争的问题也只限于对美英二国“交战已达四年”,对中国的侵略则只字未提。不仅如此,《终战诏书》对《开罗宣言》这部《波茨坦宣言》的前提也拒绝做出回应。
    《开罗宣言》剥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占领的太平洋上的南洋群岛,并要求归还中国的领土即台湾、东北和澎湖列岛,宣布朝鲜独立,称“从其用暴力和贪欲而掠夺的一切地域中驱逐出去”。也就是说,对于《开罗宣言》明记的殖民地解放,《终战诏书》却缄口不言。所谓“夺他国之主权、侵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志也”之说,仿佛殖民地统治的野心与事实都完全不存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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