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终战诏书》的核心目的是昭和天皇裕仁对侵略战争的责任和殖民地统治负责的问题。同时，这部文书缄口不提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将包括对华侵略在内的全部战争都作为自存自卫的行为加以正当化。因为这部《终战诏书》，日本从亚洲分离出去，沦为锁国状态。在亚洲观的转换、日本人的思想变革这些时代的迫切要求中，由于军事上败北这一事实而被他律性地展开的日本战败（“去帝国主义化”），才具有了更大的意义。也就是说，“去帝国主义化”不是缘自日本内部的人们充满痛苦的纠葛，而是外部力量的结果。此处产生的空白是，没有向深刻影响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和自我意识的方向发展。重要原因是日本人对战争责任的自觉十分暧昧，历史认识扭曲。战争结束直到今天，那仍然是与战争赔偿、战争责任的界限的不充分性紧密相关的歪曲的亚洲观的一个重要根据。
    以护持天皇制“国体”为最优先前提的旧“大日本帝国”的统治层，与企图利用天皇的权威推行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麦克阿瑟做了一场交易。这一交易在制定了包括“象征天皇制”和“战争放弃条款”的新宪法的基础上成交。麦克阿瑟在FEC（远东委员会，由多国组成，美英之外还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受日本战争侵害最严重的中国、菲律宾、对日本军国主义保持强烈警戒感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的代表参加）开始活动之前，保留了天皇的地位，而且认为有必要提前由相关国家制定出FEC最后也不得不赞成的和平的、民主的宪法。正因为此， 与众多的日本人所知道的事实不同，麦克阿瑟决定让昭和天皇掌握主导权制定出贯彻着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宪法，并将此事上报联合国。“决意抛弃战争，与万邦修谊”是以裕仁的名义宣布的。重要的是，麦克阿瑟身为军人，“放弃军事力”是与自身的存在理由直接相关的，为何他要将这一原则写入新宪法呢？麦克阿瑟说，今后“如果要保卫日本领土不受外部侵略，我们必须依靠空军更甚于陆海军”。假想敌是苏联，日本是岛国，这种军事判断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从其前提上进行考虑，冲绳正位于美国的防卫线上。他进而举出准备强力有效的空军作战需要足够的面积，申述了使冲绳要塞化的必要，然后，关于日本本土则宣称，如果将冲绳要塞化，那么日本不保留军队，也可以确保日本不受外部的侵略。从而表明了日本不需要重新实施军备的判断。
    保存天皇制“国体”、围绕放弃战争和放弃军事力的新宪法的条款以及“冲绳的要塞化”，三者密不可分。宪法第九条是说服国际社会（包括日本的侵略战争的受害国）使天皇制得以延续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把放弃军事力写入宪法，由此失去的军事上的保障是根据冲绳要塞化这一麦克阿瑟的政治性军事性判断而成为宪法上的规定。实际上，1947年9月19日裕仁发表了关于冲绳的意见，这似乎在回应麦克阿瑟的基本战略。其中宣称：“天皇希望美国军事占领冲绳及琉球其他诸岛。据天皇的意见，这种占领不仅有利于美国，也将起到保护日本的作用。天皇认为，这种措施非但可以对抗苏联的威胁，而且应该是担心占领结束后左翼和右翼抬头，发生苏联可以以干涉内政的口实加以利用的‘事件’的日本人都承认的。”
    为了维系天皇制和自身政治基础的稳定，裕仁出让了冲绳。须知，冲绳曾经是最后一役的冲绳战役的战场，而且伤亡惨重。在裕仁之名下，冲绳被褫夺了脱离殖民地化的契机，作为美国的军事要塞再次被殖民地化。免于追究天皇对冲绳战役的责任，1972年冲绳回归本土后，这种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天皇制“国体”被视为抑止“共产革命”的唯一国家装置，保存天皇制“国体”这一行为，等于全面免除了裕仁的战争责任，与他相关联的“近代天皇制”的殖民地统治的责任也变得含糊化，甚至最终不了了之。事实上，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裕仁既没有被追究也没有被宣判应为战争负责。甚至“满洲事变”之前的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殖民地统治及其责任也没有被叩问。
    从战败至占领军司令部（GHQ）管制的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以前的“大日本帝国”主体的裕仁被作为外来他者的麦克阿瑟元帅所挫，而且这一受挫感以新的自我形象出现了。裕仁脱下大元帅军服，换上西装到全国各地巡视，开始展示新的殖民主义的权力主体的形象。战后天皇制的维系，才是日本在军事上追随美国的最大原因。因而，战后的国家主义永远都是作为遮掩追随美国的装置而发挥机能，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而已。而且，麦克阿瑟保存“大日本帝国”的天皇制“国体”的做法，也是美国意图扩大在亚洲的新殖民主义权力的装置。曾几何时，天皇还是位于美国外部的他者，而今天，天皇昔日对美国的攻击性则已经被收编进美国在亚洲的新殖民主义的势力扩张的策略中了。
    新的支配与服从
    美国和日本的“日美协商性象征天皇制民主主义”，隐蔽了在新宪法下的日本国民作为殖民地统治的加害者与旧殖民地的去殖民地化过程相关联的契机。也就是说，“日美协商性象征天皇制民主主义”中包含着新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或者从支持这一关系的一系列占领时期的言论中产生出来的主体化同时又是隶属化的关系。正是这种悖论性的关系把除冲绳以外的日本列岛都划入了安全地带，使之可以漠视以前“大日本帝国”的殖民地发出的声音。
    战败后的废墟和黑市表征出日本的“野蛮”和“未开化”。日本依靠“文明”象征的美国的援助重新振作，通过朝鲜战争这一“热战”，以美国为鉴迅速复兴了经济。由此，日本再次确保了“半开化”地位。一方面，日本成为亚洲反共的堡垒，以对付共产主义国家苏联、中国、朝鲜；另一方面，日本又把过去曾是“开发型军事独裁政权”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作为另一种“野蛮”而工具化，同时通过“经济上重新进入”的行动，将之当作测定自身的“文明”程度的镜子。这样，这种战败后的“文明”、“半开化”、“野蛮”的三级结构得以成立。从1960年代的日美安保条约到越南战争期间高度经济增长和“象征天皇制”的结合，使这种新殖民地无意识与新殖民主义意识作为一种认识模式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