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朝鲜战争特需订单的战后日本经济增长是在美国的世界战略中被定位的。在冷战结构中，美国要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生产结构不可避免地会以军需生产为中心。美国企业的日常商品的生产日渐不足，日本的企业恰好于此时补充了上来。日本财界和传媒把朝鲜战争特需时的景气称为“神武景气”，“神武”取自第一位人间天皇的名号。当美国沉溺于与苏联的核竞争以及遭逢古巴危机时，日本却获得了战后两次的景气时期，这被称为“岩左景气”。这一命名则出自神话，天皇的血统之源头是天照大神，这位太阳女神曾经隐入岩石中，世界因之黑暗，女神重新从岩石的左边出现。
    当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中时，日本经济继续高速增长。这段景气时期被命名为“伊邪那歧景气”，取自于生出日本国土的男神的名号。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总是通过天皇制神话被言说。这与日本战后的企业是依靠天皇制的组织系统而发展起来的事实密切相关。创业者被视作小天皇一样的绝对者，全社内部编成如同上意下达的军队组织一样，全体社员成为忠实地执行上司命令的企业战士。我把这种企业形态称为“象征天皇制的日本型共同体主义的企业”。
    日本经济只是寄生于美国发动的战争，但当它的以利润追求为目的的企业生产被数字化为国民生产总值时，却被描述成天皇之国，即神国的伟大性造成的奇迹。前首相森喜朗称日本为“神国”的发言，就是以这种在与天皇的关系上把经济成长加以定位的历史源流为背景的。经济高度增长时期的日本企业采用终身雇用制。恰如一个村落共同体，企业中的利害关系可说是生死与共的共同体似的一体感，依靠这种一体感，维持着催生“过劳死”的恶劣劳动条件。
    到1989年，昭和天皇裕仁的权威始终支持着这种意识形态结构。但是，在同一年，冷战状态告终，日本的泡沫经济也结束了。为了在与美国企业的世界性竞争中取胜，“象征天皇制的日本型共同体主义的企业”为寻求廉价劳动力而放弃了日本，转向亚洲其他地区。正因为此，1990年代日本人的历史认识的问题才被以中国、韩国为首的亚洲各国重新提起。同时也不能忘记，最忠实地模仿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战后的日本，依靠美国成为了亚洲现代化的榜样。
    1960年代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称日本是成功地模拟和效仿了美国的亚洲的“现代化”榜样。这件事本身就象征性地表征出亚洲的新殖民主义的两面性，即不仅是日本美国化了，美国也日本化了。也就是说，越南战争期间的“肯尼迪-赖肖尔路线”和“约翰逊-赖肖尔路线”之所以能够产生和维持，就在于美国与日本可以说是惊人相似的双生子的国家形态。
    当然，赖肖尔称日本出色地模拟和效仿了美国，与之相对抗言论也同样存在，而且呈现出相互补充的假相，比如，坚称日本与美国根本不同的日本特殊性论和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都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出来。在美国，那显然是继承了泡沫经济时期的“Japan Passing”论，这种论调是支持蔑视日本的感情的理论基础；而在日本，则是继承了日本可以说“No”的经济国家主义。
    这种美国对日本、日本对美国的近亲憎恶式的二元对立主义总是把亚洲的各地区作为第三项加以排除。这种言论的结构与昭和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如出一辙。通过把日本的战争限定于与英美二国，抹杀了对中国的侵略。同时，赖肖尔的“现代化”论，把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亚洲各地区的“发展”和“进步”的榜样，强加于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印度等“开发型军事独裁国家”。一方面，赖肖尔视日本战时的侵略主义为对“现代化”的特殊超越，刻意麻痹了亚洲各国对在经济大国背后进行的军事大国化的畏惧；另一方面，赖肖尔的言论促使了那些国家的经济从属于美国和日本。不能忘记的是，赖肖尔担任驻日大使期间，邀请众多的“拥有自由的想法的人”、“拥有稳健的想法的人”到美国，长期从事培养亲美知识人的活动。其范围不限于知识人，也扩展到工会和市民运动的相关人士，日本“左翼运动”的反复分裂也明里暗里地被利用了。而且在21世纪的现在，美国的相同做法也正在用于中国和韩国。
    战败后的日本认为亚洲各地区的去殖民地化问题是事不关己，然而，1989年“冷战”结构结束以后，可以回避这种态度的主要条件被完全清除。印度支那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越南-柬埔寨战争、中越战争等亚洲各地区的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然持续了40年以上，而不应忽略的是这些战争都是在以前的“大日本帝国”实施殖民地统治或军政管理的地区爆发的，其相当部分的责任显然在日本。无论站在何种理论上看，都不可能把回避责任合理化。因此，我在2003年8月出版了重新追究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的书《天皇的玉音广播》（五月书房）。
    我的议论虽然是围绕着以上谈及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以及其间的关联方式而展开的，但目的不仅是要唤起历史记忆。在今天，作为日本人，如何能面向未来，寻绎出承担战争责任的方向性的问题，才是此刻的判断，同时也是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