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治角度上的发展
    经济发展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邓小平同志指出，稳定才能搞建设，稳定压倒一切。中国人多底子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我们真正关心的是要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建设好的发展环境，这本身就是一种发展。
    “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也是着眼于发展。制度不同，发展是共同的，稳定也是共需的。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大陆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要改革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标准，一要看能否保证政局稳定，二要看能否促进人民团结、生活改善，三要看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在中国西方那一套行不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匆匆忙忙地搞。中国在发展中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因素，“只有消除消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因此，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加强两个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现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
    （三）中观层次上的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的发展，要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各区域之间要保持协调发展，但我国幅员辽阔，条件千差万别，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事实上不可能使不同地区齐头并进，都同时、同步、同等程度地走向富裕社会。人们对它的认识必须再深入一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差别”，“可以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一部分条件好的地区发展快一些，这是正常的、合理的。这是个大政策。
    邓小平在解决区域发展问题上，正确地处理了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特区和普通区域的关系，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向世界开放，可以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吸引外资，搞活经济，成为一个对外的基地。特区对于普通地区来说，又是一个试验、示范和传递的门户，带动普通地区的发展。
    二是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中国的工业的发展，不能建立在80%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要使城市健康发展，必须使农村有相应的发展。我国城乡差异悬殊，且有差距拉大的倾向。邓小平同志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新的农村政策获得成功，推动了经济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发展，城市发展又带动了农村，帮助了农村的发展。
    三是沿海沿边与内地的关系。沿海沿边较快地发展起来，更好地带动内地的发展，这是一个战略大局。沿海沿边先发展起来，可以对内地开发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从而加快内地经济发展的步伐。沿海沿边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要求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的发展。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中心课题，不解决这个课题，区域间发展的矛盾就会加剧。内地开发抓好了，又可以为沿海沿边开放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多的资源，进一步增强沿海沿边开放的实力。我们在发展战略上，要把两者兼顾起来，使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四）微观层次上的人的素质发展
    发展，关键在人。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发展经济要靠人才，靠民族素质的提高。“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培养、发现和使用人才。我国具有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关键是开发好、利用好。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各种教育事业是开发智力的阵地，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把教育搞上去。千秋大业，教育为本。同时要抓好社会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
    三、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邓小平同志的发展理论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这一理论，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作者体会到，在运用发展理论于实践的过程中，应该把握住以下几点：
    （一）把握住发展的整体性。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工程，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内部及其之间如何协调、同步地发展必须运用系统论的整体观来运筹。这里有两个层次的整体，一是社会机体总体，其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环境、人口和社会结构）之间要保持同步发展、逐步完善的关系；二是经济总体，其内部产业之间比例和劳动力结构也有一个整体化发展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必将引起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协调好这些关系，是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科学地推进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城乡协调发展。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宏观指导上实行城乡结合，工农并重，使工业和农业这两大经济部门保持协调的发展速度与适宜的比例；二是在经济单位的微观活动中，工业和农业以及城乡相互连续、相互促进。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其《世界反贫困大纲》一书中讲，农业上的技术进步是“一项有决定意义的发展”，这是包括人口发展在内的整个体制上的推进。我国的实践表明，不能“把农民挖得太苦”，必须照顾农民利益，加强农业建设，改变农村的落后、愚昧状况，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也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八亿多农民的富裕问题，必须靠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的城乡协调发展已迈向一个新阶段。多层次的市场经济体系正在建立与形成，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城乡一体的网络正在发育成长，并创建了“以城带乡”的管理体制，使城乡联系日益紧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调节城乡关系，增强国家宏观调节的力量，逐步完善调节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法规制度，使城乡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日益紧密结合，逐步向城乡一体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