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中央蒋介石的关系时，每多侧重于其互相算计的方面，而对其共同一致方面论析似很少见。本文拟对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与蒋介石关系改善、阎氏的拥蒋统一立场作一探讨。
    一、九一八事变后阎蒋关系改善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与蒋介石结成冤家对头。九一八事变前夕，阎锡山秘密回到山西后，还由张学良出面请阎氏迅速出洋。但在日本侵占东北进逼华北、国难深重的背景下，阎锡山与蒋介石的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原先已失去一切职务的阎锡山，又逐步被国民政府起用，授予许多重要职务。从1931年10月到1936年10月，国民政府既宣布对阎锡山免予处分，恢复阎氏党籍（前被开除），又批准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任命阎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和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特委阎为绥远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1935年12月7日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论者言及阎被授职是汪精卫起的作用。但国民政府中央的核心是蒋介石，阎被委任的多系军事要职，无疑这是蒋介石对阎氏的重用。
    阎蒋关系改善最表面的征象是二者的来往。几年间，蒋介石专程来北方与阎锡山会见并长谈数次。1933年3月9日蒋抵石家庄，11日阎赴石谒蒋，商谈华北军事。1934年11月9日，蒋亲赴五台县河边村看望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子明）。1935年1月14日蒋亲派何应钦到山西祭奠阎父，蒋并有祭文。10月13日，蒋飞太原，与阎长谈土地问题与“剿匪（共）”问题。1936年11月17日，蒋介石飞太原，与阎商谈抗日。其间，1935年10月26日阎氏赴南京与蒋介石及何应钦、张群等长谈军政要事。11月1日，阎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五全大。会后受命与唐生智、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拟制国防计划案，与陈仪、黄郛等拟制《三十年防守国策》。阎与蒋修好除公事交住外，有些表现说明阎氏尽量与蒋联络个人感情。1933年3月，当蒋由汉飞谕督导“剿匪”时，阎在致蒋电中说：“年来钧座筹谋国事，宵旰忧勤，至深悬系。嗣后可否请多策划，少奔走，为国保重，稍得栉沐之暇，以慰人民之望。”①这里阎氏对蒋的关心体帖溢于言表。1936年10月下旬，阎专程赴洛阳祝贺蒋五十寿辰，亲书“寿人即寿国”。阎蒋关系逐步改善，感情近乎、密切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的政治立场与蒋相当接近。他的基本政治态度就是拥护蒋介石统一全国，团结御侮。1933年3月他表示：“中央如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随钧座牺牲。”②他愿与蒋一致对日立场。1934年3月蒋介石在南方发起新生活运动，阎锡山得知后即表示支持，认为“此系蒋委员长准备抗日的根本作法”。他立即电太原成立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分会。另一方面，蒋介石对阎锡山的政治主张思想学说亦很重视并多加欣赏。阎锡山曾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提出实行“物产证券”、“按劳分配”等主张，1934年12月阎亲送《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一册给蒋。蒋介石相当重视，几天后即派浙江省政府财政厅长徐青甫到太原与阎研究“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问题，会谈五次。又与三人小组研讨多次。阎锡山还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张。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是因为共产党解决了他们的土地问题。他认为，实行“土地村公有”的制度解决土地问题，即可消弭“共祸”。蒋对阎的这一主张亦很重视，曾将其《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由国民政府送中央政治会议审议。不过蒋并不认为阎的这个方案可行。阎锡山在山西实行兵工筑路办法，修筑同蒲铁路，见效显著，修路速度较快。蒋氏亦很重视，1935年6月10日，让阎将山西兵工筑路设计实施章则寄给他研究。几年间，蒋介石还专门派人到山西征询阎对军国大事的主张，阎锡山也托人向蒋转达他对处理国内国外大事的方策多次。种种事实表明，九一八事变后阎蒋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
    二、为统一御侮替蒋介石出谋划策
    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积极靠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不断献计献策。蒋介石对阎锡山也很器重，时常就国民党对内对外大计征询阎氏的谋略。阎锡山为蒋氏出谋划策的中心主题是统一团结、自强御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弭内忧，以御外患。阎曾于1932年和1933年致电汪精卫：“今日救国不外两端：一为发挥民族精神而奋斗，一为保全国家领土而忍辱。惟奋斗须以待援为依归，忍辱需以自强为前提。”而无论何端，“均非内部切实团结难期实效”。“强邻在侧，有隙必乘，自腐不去，虫生难免。自古未有国内不和，外侮能已者。前此之错误，大家应同警惕。今后之痛悔，大家应共努力。”③这里既是建议全国要统一团结对外，同时也是反思以往教训，表示与中央一致行动的决心。阎锡山认为，欲对付外患，必先消弭内忧，加速自强。1935年他在复汪精卫电中说：“自古外患多由内忧所致。今者虽不尽然，但若无内忧，强邻之所不能为者，亦必不为也……望公与介公用全力以消弭内忧。只要内忧不发，外患至当止之境必止也。”④“内忧”当然包括对付共产党和对付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两方面。关于后者，阎氏曾六次向蒋汪建议实行“元老归朝”的方针：“强邻伺隙，元老服藩，何时策动藩镇之不安，即可组织政府。若元老归期，藩镇虽不安，只能造反，仅能为害社会，不能为害国家。”⑤当日本以“防共”、“华北自治”等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逼要挟，而国民党中央和张学良已与共产党接触秘密谈判合作时，阎就“防共”抗日、抚慰北方军政势力等问题通过徐永昌向国民政府中央建议：“不引共以抗日，不藉日以防共。使宋不因日本而软化，使张不因日本而亲共。抚慰东北军，奖勉宋（哲元）、韩（复榘）。华北安，晋绥始能乘时备战，作国家在北方之支柱。”⑥这也是有关“消弭内忧”以抗御外患的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