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亦直接出面拉拢阎锡山搞分裂活动。1935年六七月，驻华武官高桥垣、日本陆军省满蒙科科长等先后到山西，劝阎参加“华北自治”。阎发表公开信揭穿其阴谋，并致函孔祥熙：“看到来太原访问的日本军官所持地图，显示日本最初只提利用黄河以北作为日苏交战时的补给基地。但现在扩大及于长江以北地区。”（20）他呼吁中央政府提高警觉。1936年6月日本特务土肥原曾向阎提出要求经济合作。阎表示，中日经济合作本属应当，但须公平，各以所有易其所需，不得强为倾销。他揭穿日本以经济合作为诱饵的诡计。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运动，除拉拢阎外，还诱惑韩复榘，韩动摇，更以宋哲元（居平津要地）为煽惑重点。阎除本人坚决拒绝外，还对宋、韩等人进行劝说工作。在日本压力下，6月13日行政院免去宋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以秦德纯代理，宋颇不快。阎与徐永昌相商，致电国民政府中央，建议对秦正式委任，对宋哲元有所慰勉。（21）8月28日，国民政府明令宋为平津卫戍司令、秦任察省主席。10月2日，宋哲元访问徐永昌，询问阎对“华北分治”的态度，徐告诉宋，阎绝不走离开中央之途径，主张对日本人要极力忍耐敷衍。（22）1935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决策，决不任由平津出现亲日的自治组织。徐永昌致电宋哲元，切嘱其万不可对日本之压迫轻允条件。阎锡山派黄胪初至南京，建议中央政府对宋抚循，消除他与中央的隔阂。阎电宋：如与日人决裂，以后之官职地盘军饷，保证不使其吃亏。如被迫不能立足，保证请中央任宋为察绥绥靖主任。（23）阎锡山反对“华北自治”，在消除宋哲元与中央政府之分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日本挑拨冀察当局与中央政府之关系，诱逼宋搞华北“独立”，以利其逐步肢解中国。后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曾调兵北上援助。日人与汉奸对宋大肆挑拨说：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宋中日离间之计，对日抱有幻想，不积极抵抗（24），卒致平津迅即陷敌。其间国民政府曾派熊斌参谋次长北上做宋的工作，亦通过阎锡山对宋联络。阎派张荫梧到天津，带去致宋信函，劝其接受中央军之援助，协同抗战，不可妄听汉奸之挑拨。并谓：“如前岁赤匪入晋，中央派军援晋，彼时持反对论者甚多，余力排众议，决定欢迎中央军入晋，结果始能击退赤匪。而中央军在晋并无其作用，可谓例证。”（25）由于阎锡山对日人策划的“华北自治”坚决抵制，国民政府中央对华北才比较放心。据《蒋总统秘录》记载：“日对各省主管威胁利诱，无所不至。鲁韩尤为动摇。而百川深明大义也。阎拒绝华北自治运动，此实为华北局势转危为安之先着也。”（26）
    日本在策动华北独立的同时，还策动内蒙独立。国民政府为对付日本挑拨内蒙与中央关系，稳定内蒙局势，早就酝酿组建内蒙自治政府。1933年12月8日，内政部长黄绍竑于太原晤阎会商，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原则，晋绥察三省皆同意。在日本策动内蒙独立日益嚣张时，1935年阎锡山曾与中央政府派来的王懋功三次会商。阎认为蒙古事件日趋严重，建议中央处置办法如万不得已时，可在察绥各设一蒙政会，以免一丢全丢。（27）同年12月，日本策动德王叛乱。阎电蒋，建议在内蒙实行分区自治，由傅作义将内蒙王公请求电发至南京，然后将分区自治办法与王公请求电同时发表。（28）蒋同意阎的建议，乃因中政会意见不一，后未果。1936年2月10日，国民政府委任阎为绥远内蒙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总之，阎氏为抵制日本策动内蒙“独立”，维护国家统一尽了努力。
    绥远抗战结束后，日本关东军代表羽山曾诱惑傅作义成立“防共协定”，1937年1月，阎让傅回答日方：“关东军若与绥方有所协定，及暂任察绥之翰旋，皆足以扬共希望”，“无论何种形式，皆不利于防共”。如德王再进犯，我积极抵抗，不能与其协商也。（29）阎氏对日态度明朗，坚决抵制日本“自治”、“防共”的花样。
    四、劝止发动两广事变，调停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地方势力派即屡有反对国民政府中央闹独立者。九一八事变后，更有以抗日为号召，发动事变，矛头对准中央政府蒋介石的。阎锡山认为，不息内争不能御外侮。他竭力劝止事变发动者，在中央与地方势力派间调停翰旋。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阎锡山自始即持劝止态度。4日阎致电陈、李、白（崇禧）：“弟深知政府决非不抗日者，前此之多方设法，亦欲为国家民族谋安全耳。今既均不可恃，亦只有自救之一途。弟意以极弱之国御强暴之邻，一败则不可复振，一亡则不可复兴，非全国上下有精诚之团结，一致之牺牲，充分之准备，相当之与国，以抗战求生存，虽败亦不致为民族留遗憾，历史留非议。况尚有不败之道存乎此，则政府当局不能不负之责任也。我辈身膺重寄，与国家同休戚，自不能不以此重责政府。然若事前未能内外一致，由御侮之热忱反演成招侮之事实，似非计之得者也。弟意对政府设施之不尽当者，我辈当力为言之。政府之力有不逮者，我辈亦当尽力扶助之。计出万全，以求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如诸兄另有苦衷不便向中央直言者，弟不揣浅薄，亦当代为转达也。”（30）此电显然站在国民政府中央一边，说明政府并非不抗日，对政府措置有不当者可以进言，政府力量不足之处，可尽力扶助，更不便向中央直言者他可转达。他强调全国要精诚团结，若内外不统一，则“御侮之热忱反演成招侮之事实”，非为得计。
    张群10日致阎电，解释中央政府“鉴于国难深重，对内决不忍轻言用兵，盖陷时局于水深火热，已令湘南部队向后撤退，避免冲突，正多方设法消弭纠纷。”阎次日复电表示：“粤桂以御侮出兵，其结果适足以招侮。若一意孤行到底，必至颠覆国家。”“中央既不忍轻言用兵，而又多方设法消弭纠纷，至深佩仰。极盼伯南（陈济棠）诸兄皆能悬崖勒马，开诚相谋也。”（31）同日复何应钦电，亦作同样表示。事变经调停趋于平复。阎在致余汉谋佳电中表示：“尊意‘息争即所以御侮，统一乃可对外’，询属至当不易之名论。国难未已，来轸方遒，风雨同舟，端资共济。”（32）8月3日，程潜、何应钦、朱培德、唐生智、陈调元将劝李、白遵蒋委员长命令离桂北上，“分别就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和浙江省主席职之电，抄致阎、赵（戴文）、徐（永昌），阎等5日作复：“容当遵嘱，一致去电敦促之。”（33）后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阎电李祝贺。总之，当时北方重要势力的一支阎锡山对两广事变态度极关紧要，阎明确支持中央，劝止平息事端，对事变和平解决无疑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