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竭力想求得阎的支持，南京则倚重阎翰旋调停，阎之态度举足轻重。12月14日阎复张、杨电中连提四个问题质问：“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乎？”电文说：“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于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兄等，动无限之悲痛，请兄等亮察，善自图之。”（34）显然，阎氏责备张、杨“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要他们慎重考虑如何处置善后。同日，阎致南京孙科电，转述其致张杨电文，让南京对他放心。同时他表示：“西安事变，关系国家存亡，介公安危至巨，鄙见以为处理尤应适宜。”他是劝南京慎重行事，蒋的安全要紧。后南京托请阎翰旋调停，营救蒋介石。阎表示：“竭尽绵薄，不顾一切营救蒋公脱险。”（35）
    一些论者根据有关回忆资料，说阎锡山事变前曾答应张学良：“你干天大的事，我也能帮助你。”待事变发生后，阎却说：“现在的事比天也大了，我不能帮助。”（36）似乎张学良有被阎出卖的感觉。这些说法尚有值得研究之处。从事变发生后阎致张杨的电中可以看出，在这之前，阎曾劝过张：“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与国家不利，当徐图商洽。”（37）有与蒋不同的意见尚须“徐图商洽”，何至怂恿张杨采取这种惊人举动。事变发生后张杨致阎电表示：“兹事甚急，事先不及与公商谋，在此一并向公表达学良的歉意。”（38）可见，事变前阎锡山并不了然张杨会采取拘蒋这样激烈的行动。相反，倒是阎氏早已觉察张学良亲中共的态度，阎在事变发生两个月前通过徐永昌转达提醒过蒋氏：“不引共以抗日”，注意抚慰东北军，使张“不因日本而亲共”，阎对张亲共是不以为然的。故而事变发生后，阎氏本着维护蒋氏和国家统一的心愿，持反对兵谏的态度，恐非事先怂恿张学良采取过激行动，而事后又似乎背弃承诺出卖张学良。
    五、拥蒋一御侮的地方实力派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与蒋介石关系改善。就团结统一、抗日御侮，积极为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献计献策，抵制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反对“华北自治”，劝止调停反蒋事变等方面来说，阎锡山是突出的拥蒋统一御侮的地方实力派。
    作为地方实力派的阎锡山与中央政府蒋介石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摩擦和斗争（只是有时激烈尖锐一些，有时缓和一些），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研究阎锡山与中央政府蒋介石的关系，不仅要研究其互相矛盾斗争的一面，也要研究其统一合作的一面，才能免失偏颇。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威胁中华民族生存、国难深重的历史条件下，阎主张消弭内忧以御外患，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在总的政治方针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正是阎拥蒋统一御侮的政治思想基础。有些地方实力派则相反，或因日本的拉拢挑拨而拥兵拥地自重，或以抗日为号召与中央政府对立。与其他地方实力派不同，阎锡山尽管过去反蒋，但九一八事变后始终坚持拥蒋统一立场，主张消弭内忧，奋发自强，以御外侮。他致力于山西本省建设，提出守土抗战，似亦不能仅从军阀本性分析其为增强扩充实力，日本打到阎的地盘，他才被迫参与发动绥远抗战。恐怕不能否认阎抗日御侮的民族意识。他一再抵制日本分裂阴谋。他进述国难已亟，至于泣下，他反省自责过去发动内战感到痛心。故他对凡与中央政府相脱离、相对立者（华北、西南、西北）均予反对。包括对于共产党，他曾力主剿共，但当民族危机加深，中共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后，他也与张杨一起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正是这种民族立场、民族意识，使他积极投入抗日民族战争。与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犹豫动摇、致失抗战良机、平津迅陷敌手不同，阎锡山却发动了有声有色的山西抗战。
    无论在华北，还是在全国，坐镇山西的阎锡山在时局变动中的立场态度至关重要。他坚持拥蒋统一抗日立场，对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稳定是有重要影响的。单就1935年─1936年几次重大事变而论，假如阎锡山在“华北自治”恶浪中推波助澜或卷入进去，两广事变时在北方响应，西安事变时支持张杨，那么中国政局会是什么混乱局面？身居中枢的蒋介石是看得清楚的。阎拒绝“华北自治”，蒋赞扬他深明大义，是华北转危为安之先着。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中，阎均为南京所依赖进行调停翰旋的重要人物。蒋对阎器重倚仗有加，遇有重大决策向他征询。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询阎“此事应如何应付？”阎复电：“山意对方利用形势，野心暴发。我方必须有抗战之决心，或可有和平的希望。”蒋批示：“尊见先获我心。当在不求战而必抗战之决心下努力一切。”李云汉认为，蒋同阎意见一致，于抗战决策实具重大影响。（39）此言恐并不夸张。总之，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拥蒋统一御侮对稳定华北和全国政局，准备和发动抗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注引此书简称《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第五册，第1808页。
    ②《阎锡山致蒋介石电》，1933年3月9日，《年谱》第四册，第1699页。
    ③《阎锡山致汪精卫马未电》，1933年4月21日，同上书，1707页。
    ④⑦《阎锡山复汪精卫有电》，1933年6月25日，《年谱》第五册，第1836页。
    ⑤⑥⑧《阎锡山日记》，同上书，第1833页、第1955页、第1728-1729页。